日本人自1895年割占台湾之后，就开始养成在占领区建立鸦片专卖制度，毒化当地人民，攫取暴利的恶习。当时日本人为了在台湾大规模推行鸦片专卖，甚至重启了日本国内原本已经萎缩的鸦片种植。

日本人侵入中国大陆之后，在天津、在上海、在杭州、在全中国的许多城市，开着几百上千家烟馆，发展速度在近年来极大加快。因为在被他们已经占据了数年之久的东北种植了无数的毒品作物，保障了他们充足的鸦片原料。这种鸦片生意，正在快速毒害着无数中国人的身体，损害人们的健康，抽取人们的骨血，赚取到巨额的财富，再把资金输入到日本军队的建设上。日本人的鸦片战略，掠夺了中国的财富，也削弱了人民的抗日意志。鸦片是日本人“以战养战”的重要工具。

而这一切，日本人并不敢做得过于明显，否则会在国际舆论上承受很大的压力，毕竟欧美列强现在已经不做鸦片生意了。日本政府不能明着做鸦片生意，就派出日本侨民走私鸦片，或者利诱在中国的白俄罗斯人、朝鲜人、中国本土的黑恶势力，让他们去贩卖经营鸦片。

所以，如果把斗争的方向，把现有的力量投入到反鸦片行动上，就不会是用拳头去斗机枪，反而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真正能打到日本人的要害处，真正打疼他们，他们还不敢喊疼。

付可乐为此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主要由五方面组成：

第一方面，霍冬阁将组建天津精武体育协会，随后利用他在中华武术界的崇高地位，发布重奖，举办武术健身锦标赛，然后再借武术健身大赛激起的巨大反响，和霍冬阁在天津，乃至在全中国的巨大知名度，把知名度变成影响力，由他发出强烈追求身体强健，坚决拒绝吸毒的大声呼吁。

第二方面，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组织将组建剧社，进行多场、多剧本的以普及毒品巨大危害知识，宣传禁毒意义和迫切性的话剧表演。让老百姓真正懂得毒品的危险性，让还没有吸毒的人主动远离毒品，让一部分已经吸毒的人摆脱毒品。

第三方面，付可乐的特务处天津站情报组，将密切应对日本人必然会进行的各种阴谋报复。同时，精武体育协会将建立一股精干力量，应对各种黑恶势力的反扑。两者都是本次反鸦片行动的重要保障力量。

第四方面，仁心中医诊所将会联合其他医疗力量，建立天津的医疗救护戒毒所，帮助有意戒除毒瘾者，顺利戒毒，安全戒毒。

最后，希望《大公报》能够发挥舆论的强大力量，能够积极跟踪报道，深入报道反鸦片行动的所有相关新闻事件，并争取这让个热点引起全国的报刊媒体的共振，让全中国尽可能多的人民能了解毒品的巨大危害，和戒毒的紧迫性，让更多吸毒者觉得在自寻死路，让更多贩毒者没脸见人。《大公报》就是此次反鸦片行动最重要的力量倍增器，不是一倍，两倍，而是千倍，万倍。

吴殿昌和王雨生现在体会到了与霍冬阁昨晚一样的震撼感，而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当然比霍冬阁更能明白这个计划的力量之所在，这一环套一环，层层设计的如此精妙的计划，最终能达到的效果必然是惊天动地的。他们情不自禁觉得付可乐对于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的理解，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同时他们还有些庆幸在此之前已经达成了和付可乐代表的德国犹太人一方的合作。

《大公报》的“四不”政策，是为了保持在新闻报道中的客观公正立场，但那是指的在中国内部的立场。对于日本人这样的外国侵略者，《大公报》只有唯一的一种立场，同样客观公正的立场，那就是：要战斗！

吴殿昌社长和王雨生主编首先向付可乐表达了他们的敬佩，敬佩他能如此深入地研究并发现日本人的要害，并且能制定如此周密而富有可行性的计划。

付可乐赶紧谦逊地表达这也是他和同仁、以及霍冬阁师傅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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