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乐去和王智祥打了一声招呼，就自己开车出门去了。他还要去办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付可乐现在开这小小的黑色福特轿车，感觉和以前差别太大了，以前他是只开这一款车，没有对比。他现在开过摩托、装甲车、坦克，甚至飞机都开过了，再回来开这黑色福特，就特别得心应手，虽然他之前开的也不差。

付可乐去的是天津《大公报》报社。他找到了《大公报》的主编王雨生，后者听他讲了大概的情况之后，就立刻带付可乐去找社长一起谈。

付可乐上一回和王雨生在天津国民饭店一起吃饭的时候，王雨生谈起《大公报》有意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城市开办分刊，第一个选择的地点就是上海。当时付可乐就曾经表示过一些兴趣，王雨生还以为他说的只是客气话而已，没有想到今日付可乐竟然还因为此事找上门来。

王雨生带着付可乐找到了《大公报》的吴殿昌社长。吴社长是天津知名的银行家，思想进步、开明，并且一向主张坚决抗日的立场。

付可乐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说辞。他是复兴社特服务天津站的情报组长，王雨生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如果付可乐说是他本人要和《大公报》合作办上海分刊，只怕会违背《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中的“不党”，因为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

于是付可乐告诉他们，自己前不久的德国之行认识了几位德国犹太人朋友。现在他们有意在上海与《大公报》合作办报。付可乐此行是作为那几位德国犹太人的全权代表，负责商谈此事。

双方的会谈进行的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付可乐父子加上他叔叔付今墨，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天津名声向来很不错，吴和王二人认为他值得信任。王雨生还是勇利碱厂老板范旭初的朋友，他知道付可乐帮助挫败了日本人对勇利碱厂的阴谋。

第二、几个德国犹太人的大学教授、艺术家的文化人身份让吴和王很认可，而且他们中间还有熟悉印刷出版业的行家，是《大公报》很理想的合作对象。

第三、德国犹太人竟然已经置办了德国最先进的海德堡自动圆压平印刷机，已经订购了顶级的德国进口新闻纸。天津《大公报》和他们的合作，对于在上海展开和三足鼎立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的竞争，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双方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出入，其他的就都好谈。随后，他们在相对还比较关键的占股比例、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也谈得很顺利。由于犹太人一方明显投入巨大，无论是顶级的印刷机器还是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占据主导地位那是应该的。付可乐办报这件事，并不指望在办报本身上赚多少钱，所以在利益分配上他又主动做了一些让步。

这样，付可乐这次来天津《大公报》报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已经达成了。剩下的实际操作的各种细节问题，就不是本次商谈的内容了，需要日后逐步完成。

然后，付可乐就开始和他们谈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和霍冬阁昨天聊到半夜的事情。而现在，他要向吴殿昌和王雨生详细说明，以寻求他们的大力支持。《大公报》的支持是他的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昨晚，他是这么分析给霍冬阁听的。

在他们眼中，日本人是最大的共同敌人，坚决抗日是他们共同的诉求，这一点上天津《大公报》也是相同的。《大公报》计划去其他城市办分刊，也是因为天津这座城市，已经处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大公报》不能坐以待毙，所以要早做打算。

霍冬阁办精武体育协会，是想通过武术来增强国人体魄，振奋民族精神，从而能够有力量、有志气去和日本人抗争。可是平民的拳头是斗不过军人的武器的，国民政府的军队又在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付可乐认为，现阶段和日本人的斗争，要更加聪明、更加隐蔽、更加合理、更加有效一些。

付可乐提出的建议是，把对日火力集中到反对鸦片的行动上！1907年英国政府和中国签订协议，用每年的时间将从印度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减少十分之一，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彻底结束对鸦片生意的政府公卖。随后日本人就开始填补英国人留下的鸦片市场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