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社长和王主编郑重承诺：《大公报》愿意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反鸦片斗争的行动中来，这样为国为民的大事，既然恰逢其会，就责无旁贷。

随后，付可乐又和他们探讨了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在此次行动中，如何技巧性地将欧美国家拉到己方的阵营之中，比如，联系一些欧美的医学家、科学家，找到一些对毒品危害的研究论文，甚至可以花钱请他们现写。毕竟，今日之中华太弱小了，要和日本人长期有效地斗争，我们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这里，付可乐并没有向他们明说，德国方面，他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再比如，可以假装糊涂，装着不知道鸦片生意是日本人的经济命脉，甚至动员、引导一些日本平民、一些还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加入到反鸦片行动之中来。

再再比如，能不能把反鸦片行动的意义和蒋校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能把国民政府的舆论和力量也裹挟进来，蒋校长要让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一个瘾君子能算得上改头换面了吗？人民不能连毒品具有巨大危害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吧？诸如此类。

最后，付可乐又把日本在台湾的鸦片专卖政策拿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台湾已经历了“过渡期”、“暴利期”，现在处于“政策转换期”，最终会进入“禁绝期”。过渡期是发展贩卖渠道、经营网点、较低价培养吸毒人员；暴利期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都逐渐提高，开始飞速掠夺财富；政策转换期对于已经被抽干财富和还有余财的吸毒者开始区别对待；禁绝期就是人快死光了，钱更是早就没有了，命大还没有死的，就把他的毒瘾生生戒掉，再送去做苦力。

所以，付可乐认为日本人不久前才将鸦片战略的重点，从东三省占领区转向关内，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快要结束，暴利期即将开始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狠狠地抑制鸦片的快速发展，会给日本人造成最大损失，正好是所有阶段中的最佳时间点。

吴社长和王雨生听得目瞪口呆，心服口服。直到送走了付可乐，两个人才看着对方，各自摇了摇头，又一起笑了起来。

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实际上付可乐对于日本人鸦片战略的了解，还要超出他今天所讲到的。这些都是付可乐在柏林军事学院，通过图书馆的研究资料文献了解到的。付可乐如果把自己所知道的全盘托出，万一对方问起情报来源，还真的不太好解释。

实际上日本人在中国的鸦片政策已经升级，他们早就展开了对吗啡、海洛因等麻醉品毒化政策的研究。吗啡、海洛因都是鸦片的提取物。吗啡的毒性是鸦片的10倍，海洛因的毒性又是吗啡的5到10倍。日本内阁早在1917年，就不顾国际禁毒条约，确定了出口吗啡的国策方针。而到了今天，日本已经是排名世界第三的吗啡生产国，排名第一的海洛因生产国。不过，连德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刚刚在天津的日租界内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工厂。否则，以付可乐的性格，要是知道了这个情报，他说不定会打起这个海洛因工厂的主意。

在这个海洛因工厂建成之前，天津就已经是日本人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和经营基地了，天津日租界的日侨约有六七成从事毒品业！这也是近一年多才发生的事情，德国人同样不知情。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付可乐，他不知道他计划在天津开展的反鸦片行动，必将激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弹。

在毒品问题上，日本人还伪善地提出“渐禁”和所谓“人道主义”两策。“渐禁”指向整体大局，“人道主义”指向个体吸毒者，两者本质上的目的相同，都是通过假装同情上瘾者戒毒时候的巨大痛苦，当作不肯彻底完全禁毒的借口，从而降低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意志，减小国际舆论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既然是“渐禁”，当然是有些先禁，有些后禁，这就可以拿来打击其他经营毒品的势力。以“渐禁”名义出台各种法规，对罂粟栽培、鸦片及其吸食器具的制造、贩卖、持有、授受均极力推行专卖政策，并最终达到垄断的目的。

但不管怎么说，“渐禁”毕竟也是要禁，所以日本人就没办法对反鸦片的行动采取正面军事打击，在外交舆论上也很难有什么强力的应对方案。这样一来，日本人手里的选择项就少多了。

次日，得到了付可乐充裕的资金支持，霍冬阁迅速开始精武体育协会的筹办。租用场地、装修房屋、添加设备、购置物品，和妻子、侄子一起忙得不亦乐乎。

《大公报》在精武体育协会的筹办阶段就开始跟进采访和报道，为之后的活动的进行预热。对这类事件如此处理，对《大公报》也是比较新鲜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