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8年，鉴于鞑靼人屡次进犯甘州、凉州，明军大举北伐。明军东西夹击，长途奔袭两千里，连战连胜，几乎将鞑靼人全歼。西部边境自此平定。
1439年，傣族首领思任发在麓川（云南瑞丽江河谷一带）举兵叛乱。朝廷招抚不成，下令讨剿。但是讨伐麓川的战争进行得非常不顺利。麓川险远易守难攻。明军数次进剿，虽然胜多负少，歼敌甚众，但一直不能彻底平定叛乱，最终只能讲和退兵。
五大臣当政时期，明朝虽不敢说内无忧外无患，但大致延续了仁宣之治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明英宗一年年长大，五大臣一年年变老，陆续退休、故去。
1442年，张太后也死了。而这时明英宗也到了亲政的年纪，正式走上了前台。
明英宗亲政就等于王振亲政。明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明英宗让群臣尊称王振为“翁父”，俨然把王振当做太上皇。
其实王振在张太后生前就已经恢复参与政事。张太后当初警告过王振，给王振立下规矩不准参与政事。王振也果真老实了一阵。但后来太后自己破坏了规矩。
福建地方官惩戒下属把下属给打死了。五大臣讨论怎么处理这个地方官。杨士奇主张杀人偿命。杨溥认为打死活该。两人争执不下请皇帝裁决。明英宗哪知道怎么办啊，去请教太后。太后也难决断。身边也没可商量的人，她就叫人去把王振找来。王振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负责东厂，对朝臣官员的底细都门清。他对太后说，打人的那个是杨溥的乡亲，被打死那个是杨士奇的乡亲。明白这一层关系，两杨一个要求严惩，一个要求宽宥，就容易理解了。所以两杨的意见一个也不能听。杀人偿命处理太重。打死活该又处理太轻。我建议折中一下，将地方官降职处理比较妥当。太后于是采纳了王振的建议。
王振脑瓜聪明点子多。太后视王振为高参，规矩不规矩的自然也就不提了。王振于是又开始干涉起朝政来。五大臣知道王振在皇帝、太后面前说话的份量，自然也对他忌惮几分。王振向五大臣推荐个什么人，五大臣也不敢太驳了王振的面子。走王振门路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大臣官员见了王振都恭恭敬敬。
不过太后在时，王振还不敢太嚣张。王振有时擅作主张不交五大臣审议，太后知道后立刻把他叫去责骂。虽然太后不再叫人拿刀吓唬他，王振依然心存顾忌。有太后和五大臣在，王振不得不留心夹着尾巴。朝政也还不至于紊乱。
等太后死了，王振的尾巴立刻翘起来了。
依仗明英宗的宠信，王振成了朝廷不挂名的宰相。宫中、朝内、军中，什么事都是王振说了算。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认为这是对太监的歧视。太监身残智不残，凭什么就不能参与政事？王大叔私自做主叫人把铁牌子扔了去。明英宗知道后竟然也没说什么，默认了。
明英宗把朝政都交给王振处理，甘愿做一个“橡皮图章”。王振替皇帝批红，想怎么批就怎么批。他想提拔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跑王振门路的人踏破王振家的门槛。谁来也不会空着手。百金只是门槛钱。千金才会被王振留下吃顿饭。徇私必然枉法。朝政由此开始混乱。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振在朝政安插亲信，打击异己。不肯跟王振同流合污的人受到排挤，甚至丢了性命。
宫里一座宫殿被雷劈了。大臣刘球认为这是老天爷警示皇上，上书进谏明英宗：您既然已经亲政了就应该亲自裁决政务，不要让权力下放。太祖、太宗在世时天天上朝理事，跟文武百官见面，讨论国事。您应该效仿他们。另外，他批评讨伐麓川是一个错误决定。“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为那么一个小破地消耗大量的军力、财力不值得。应该接受思任发的求和，把兵力调回来加强东西两个方向的防御。
王振看到刘球的奏章很不舒服，认为他是针对自己，批评自己专权无上、动兵残民。王振跟刘球在麓川之役上面始终意见不一，王振主张剿，刘球主张抚。王振对刘球公然反对自己非常恼火，认为刘球是异己必须清除。他让锦衣卫把刘球下狱，秘密处决。锦衣卫于是捏造罪名逮捕刘球，在狱中将刘球砍头碎尸，以突然病故上报朝廷。
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于谦希望回京任职，被人弹劾对朝廷不满。王振看到弹劾于谦的奏折就批复将于谦下狱论罪。三个月后，王振发现自己抓错了人。经常在朝廷出言顶撞他的是跟于谦名字相近的御史，不是这个巡抚于谦。他叫人放了于谦，但同时免去了于谦巡抚职务。这个于谦虽然没有顶撞过他，但也从来没有巴结过他，连一次登门拜访都没有，更别提给他意思意思。
两省百姓得知于谦被贬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愿，说于谦深得百姓爱戴，希望朝廷留用于谦。王公大臣也替于谦说好话。王振不敢犯众怒，恢复了于谦的职务。
于谦素来清高，不肯攀附权贵，更耻于送礼行贿。他每次进京都不带任何礼物。有人劝他，你不带金银也行，带点土特产给上级意思意思。于谦哈哈一笑，说我只带清风两袖。后来两袖清风成了廉洁奉公的代名词。
王振专权乱政引起朝野共愤。有人公开揭露王振种种不法之事。不用王振开口，锦衣卫便将其拿下，以诽谤罪问斩。明英宗知道后认为砍头太便宜他了，敢诽谤他王叔，让他不得好死，亲自改为“磔刑”，也就是千刀万剐，并且交待不必复审，立即执行。
有皇帝撑腰，王振更加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