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已存在过许多的制度，后人想延续的内容也有许多，这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后人选择什么的内容，突出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关键。

秦始皇之后，创造了皇帝的称号，也把君主的地位提高到极尊的地位，秦皇之后的皇帝都在维护皇帝的极尊地位。

到了明末，世界已发展到进入近代的门口，进不进入近代则是各民族的选择，中华境内各民族想走中国之道，肯定不能落后，肯定要发展进入近代。进入近代有许多因素，君主或皇帝极尊地位在达到盛极之后，走向下降的趋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君主的权力开始下降，国人的地位就有可能上升。

二人以上的人的联合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省级诸侯中，有许多省区能够实行周召共和，也就奠定了天下尧舜共和的基础。

说一千，道路一万，不如现实存在实例，天下存在了周召共和，也出现了尧舜共和，共和体制的出现，标志着二人以上的人的合作观念也出现了在人间。

东方人习惯于首长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家长。颜思齐移民台湾前，多股漂流到台湾的移民，宁可被食人部落杀光，也不知联合反击。

有共和存在，就出现了联合行为，也是团队精神的出现，部落时期，人间有过团队精神，没有团队精神的部落，不可能活下来。

在党争严重，动不动就不死不休的争斗之季，众派别在共同利益下的妥协，保持整体的存在，拥有团队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是生死存在的大事。

凡事都不能绝对，在争斗的谋略与气势达到极盛之时，有一点妥协与合作就显得十分珍贵。皇帝的神圣地位达到绝对时，动摇皇帝的绝对地位也同样十分重要。

皇帝实行虚君制，尧舜走到台前当政，就是事实上削弱皇帝权力的开始。

对于虚君制，不同方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封建士大夫大都理解为相权的运用方式，只不过比以前的相权大了一点。对虚君制和尧舜当政，也有人理解为贤德当朝，有人理解为可以避免昏君出现的体制，崇祯自己却理解为走向近代必不可少的因素。

崇祯十七年尧舜当政后，社会平稳发展，且灾害天气结束了。

第二年，官方文书不再是崇祯十八年了，而是共和2486年。

共和2486年，崇祯和尧舜都至力于让天下人明白，尧舜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体制。当时虽然没有公开提出君主立宪，但实质上是君主立宪。

共和行政，需要有众人都认可的公共原则，需要众人认识和发现更多的公共原则。

共和体制的特点是众人协商，争取共识，争取更多的合作，与之相反，就是个人独断。

不排除个人独断有时比众人商议更合理，但那只是少数现象或个别现象，少数现象不能取代大部分现象的一般原则。

崇祯原先规定，军事部门可以实行长官制，允许一定程度的个人独断，民间部门，特别是官府部门，一定以众人协商为一般原则。官府或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必须众人协商，执行中可以出现一定程度的个人独断，政府事务中的任何个人独断，事后都应进行评价，做出肯定或纠正的处理。

天下大事，有变革与守成之区别。

事实上，整个崇祯朝都处在变革中，进入了崇祯十七年，或进入了新明朝的共和2486年，是巩固变革成果的时期，也是守成时期。变革时期需要更大的权力进行变革，守成时期则进入了另一个时期，权力需要分散。

一张一弛谓之道，道之要求，就是不宜走极端，权力集中了一段时期就需要分散，权力分散了一段时期就需要集中。

进入共和2486年，变革基本上完成，灾害天气已经结束，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太平之世已经出现。和平时期就是需要分散权力以追求更好的发展结果。

后金国则有所不同，女真族原先的人都是部落体制下的民族，奴尔哈赤要想进行军事变革，就必须集中权力，就不得不以自己为中心重新打天下，建立自己个人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