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大明朝庭办事的风格，也给人以启发。

比方说，办学，基础教育与高层研究相结合，基础教育是为了增加对文化掌握的人数，高层研究是为了发展文化。有广泛的文化拥有者，才有广大的挽救时局力量，对于高层次的知识者，崇祯是问计与听计。

对于文化发展也是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启用庶族和大办教育后，初级的基础人才有了许多，高层次的有独到见解的人才或哲人则也有必须相应增加，高层次人才就成了发展之必须追求的人才。前面说过，自然科学知识和仁德观念是哲人的基础，崇祯在大办教育的同时，也重点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和仁德知识。

中庸之道或辩证法的方法，还是当时所需，凡事不能绝对化，争对中华原先重视圣人言，忽视基础科学和自然科学，提出全面发展知识，突破单纯圣人言的限制。全面发展知识并不是不要重点，长期有长期的重点，短期有短期的重点，当时的重点就是自然科技和仁德观念。

后世五四时期提出过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前面分折过，西欧原先有奴隶制的基础，奴隶制是打散原先的部落抓人当奴隶，没有了自己的部族的奴隶，只有自己团结一起反抗，形成了一种为了生存的意愿，这种意愿的发展就成了民主观念。东方的国家是从部族中直接发展起来的，族民最重要的是跟着那个贵族走，支持那个贵族，周召共和时期，也是周公一派的势力和召公一派的势力相加，就占有当时的大部分人，也就能维持局势稳定。

中国的特点需要有知识的智者，能发现以德治天下的方法原则，或更好的治天下之方法，所以提倡德治。

明末当时，就是西欧也还没有发起民主的宣传，崇祯只能用中国原先有的词汇，即仁德来说明或强调一种观念。

高层次的人才难得，颜毅敏已经是高层次的人才，毕竟拥有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和观念，能够争取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更好。

一次有机会，崇祯与颜毅敏进行了深谈。

崇祯认为，颜毅敏是二十一世纪的优势人才，到大明管理经济工作十多年，撑起了崇祯王朝的半边天，但其观念也深受二十一世纪影响，能够做出适当的改变就更好。

因为崇祯和颜毅敏都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两人谈话就增加了许多内容。

崇祯问：“你怎样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颜毅敏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实质上是满清中的腐儒顽固维护满清体制的一种说法，认为满清一切都好，就是一点技术或武器不如人。”

“其实****也不好，西方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华社会的特点。”

“具体有那些方面？”

“比方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我们中华就从没有实施过殖民主义的历史，也学不太象，强行要去学，也是邯郸学步。”

“其实在这世界变化之季，我还是主张学一学殖民主义，我们也进入南洋争夺资源，有利就争。我们不去奴役南洋的人，远在欧洲的人照样来奴役，南洋人的命运还是一样，所不同的是利益被欧洲人得走了，我们少得一些利益。既然结果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不去争一部分利益。”

崇祯清楚颜毅敏的观点，也许许多二十一世纪的人都认为应该弱内强食。人应该看得更长远，更长远的观念是众人都生存发展。

崇祯说：“后来欧洲人在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下，也放弃的殖民统治，中国人能这样放弃吗？”

颜毅敏：“中国人垦定会随世界形势变化而变化，世界都放弃了殖民主义，中国同样会放弃。”

“中国人随世界形势而变是一面，中国人还有一面，中国人有坚持的一面，坚持即可能对正确的内容顽强坚持，也可能是对不太正确的内容的守旧维护，因为中国是大国，就象大船一们，即比小船平稳，也比小船难调头。在世界放弃殖民主义之时，中国能轻易放弃吗？

学殖民主义观点的人员，是失去了中国之地位后的国家之小弟心理，中国能随着世界形势而转，也是小弟心理。而我们需要把握的是中华还有中国之地位时怎样处理问题。

中国之道是怎样样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怎样利用自己国人的劳动创造自己社会的繁荣。在抢劫与自造之间，中国之道无疑是依靠自己的创造。

中华人如果去学殖民抢劫之行为，既然内部没有人反对，但这种格局发展下去，会出现一些本不是中国的东西，是不长久之计，真正可靠的还是自己生产自己创造，自己生产创造需要的是管理方法，或经济管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