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交易必须通过官府中间交换。购田者，必须是农民或是种田的能手。

众人在讨论中，都提出士大夫层的反对。崇祯说，士大夫的反对在考虑之中，但我们的地政策是按天下人之道而定，而不是按士族之道而定。

皇帝代表天下人的政府向天下普遍的制定税收政策，合理全法。倒是士族那狭小之道根本不适合天下大道，且士族那狭小之道中还出现众党争个你死我活现象，甚至迷失人之道。

就是士族还拥有士族之道，也是走向亡天下之路。此朝士族的田地和财产，没有后金兵和农民军来抢劫，是因为政府能力强了一点，政府强大一点依靠的是财力和军力，士族也必须承担部分抗敌清匪的费用，必须交税。

彼崇祯朝时，即使举人有四百亩田免税也不致于那么艰难，而是那名义上是四百亩田，实质上是几个四百亩田，甚至数千数万亩田者也有，执行四百亩免税田的政策是官员，官员则多般都相互包庇，不会争对士族或富户。

旧官员田税的结果是天下一千五百万亩田的税收全部由四百多万亩农户田上交，士族隐藏了几个四百多万亩田的税收。

士族只会把税收交给清兵，而不愿交给大明，康熙时期，即使清军权贵抢占了许多田土，也还有一千二百多亩田地交税。

现在实行普遍的税收政策，肯定要考虑士族反扑怎样办，士族的反扑会有怎样形式，比方说辞官，聚众闹事。

崇祯说：“士族的反扑，应考虑到，士族有那些可能的行动，需要众人去思考，以及采取何种预防措施，也需要众人想办法，实际办事你们比我行，方法比我多。”

现在不是刘邦面对审食其的形势，必须依靠书生或士人才能治天下。现在庶族中众多的人员起经成熟起来了，众多的胥吏都能照章办事，也可但任县官以上职务了。县官以下的胥吏能承担日常工作，士族不干也不怕，体系内的人自干事，就能能保证机构运转。

崇祯说：“我忠心的希望士族能改变过去那种把当官当成收获最好的行业来经营，把一些贪污内容当做正常或特权来处理，希望士族人员也能用心为天下人办事，象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陈其瑜等人样。士族的辞官不可能造成无可收舍的地步，只是给我们增加一点麻烦。如果士族敢于闹事，则不客气，有多少抓多少，我就不信少了士族天下不会转了，闹事严重者抄没家产。”

大家必须明确，天下政策是根据天下人的需要而定，而不是某个阶层的意志而定，天下政策是运用天下全部知识来定，而不是根据四书五经来定，孔子是中华文化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而不是至尊的神。朝庭纲纪应根据天下人需要而定，不是由士族来定。

众人只是担心问题可能出现复杂化，怕一时难以应对，提出一些问题，其实不是要与皇帝争议，现在众人也接受了皇帝的意见。

颜敏中又提出了更激进的方法：“陛下的方法有点革命性，但还不够革命，真正革命的方法，是没收地主的田地，无偿的分给农民耕种。这叫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此崇祯不知是颜毅敏理解崇祯的意思错误，以为崇祯想搞土地改革，自己以另一人的身份帮助崇祯提出，还是在学习时期没有学好或真正理解土地政策，也许是学习了其老师的个人观点。颜毅敏搞经济是把好手，也有平等观念和民主思想，对文化政治方面的理解还是不足。

明末还没有革命思想，就是有革命思想也不宜没收一般地主的士地，这涉及到当时的价值观问题，如果以价值观紊乱，甚至天下人心浮动而实行土地改革，那代价太大了。

价值观需要精心的维护，任何时期都有那个时期的价值观，即使是最革命时期的价值观也不是最完善的价值观。

社会需从旧社会中一脉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严守不得用权力改变财产所有权的规则。官府只享有一定范围内的定税权，此定税的原则是在“耕者有其田耕”的原则下。“耕者有田耕”与“耕有其田”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保证农民有田耕，后者是农民拥有田地的所有权。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平稳过渡，争取新政软着陆为好，首先要做到的是农民有田耕。

农民有田耕就不会浪费当时的劳动力，也能为发稳定基层社会和稳定农业生产提供基础。

现在只是耕者有田耕，能让人活下去，就有明天，耕者有其田，是下一步的发展。只要对水利的修复成果较好，农田就会有收成，三七开的人口田和基准田农户都能活。最怕的是农民都不务农了，跟着人去造反，天下田地荒芜。

农民只要能活下去就不可能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