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位之后，也很欣赏，桓谭的学问和才干，任命桓谭，担任掌乐大夫。

更始帝称帝以后，又拜桓谭，为太中大夫。

刘秀即位以后，听闻桓谭的美好声名，遂征召桓谭进京，担任待诏。

但桓谭上书言事，与刘秀的心意，常常不合，刘秀最终，并没有采用桓谭的建议。

后来，大司空宋弘，认为桓谭的学问、才干出众，竭力推荐桓谭，入朝为官，刘秀却不过大司空宋弘的情面，遂拜桓谭，担任议郎兼给事中。

议郎兼给事中桓谭，因而再次上书刘秀，陈述处理政事，应注意的问题，建议刘秀道：

“陛下：

臣听说国家的废兴，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决定于辅佐是否得人。

辅佐贤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而治理能与世务相吻合；辅佐不明，议论的事不合时宜，举措就多失误。

作为国家的君主，都想兴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于贤者的意见不一。

以前，楚庄王咨询孙叔敖说道：‘孙大人，本王不懂得，如何搞好国事啊！’

叔敖就告诉楚庄王说道：

‘大王啊，国家有事不能决定，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这是大家都厌恶的。恐怕是因为大王，处理事情，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的缘故吧！’

楚王说道：

‘处理事情，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哪里只是作为君主的责任呢，还在于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啊？’

叔敖回应说道：

‘大王啊，君主对臣子骄傲，说臣子们离了我，就无从富贵；臣子对君主骄傲，说君主离了臣子，就无从安身。

有的君主，到了失国的地步，还不醒悟；有的臣子，到了无衣无食的境地，还不能进身朝廷。

如果君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融洽和谐，那么国家大事，就无从决定了。’

庄王认为恰当，当即说道：

‘很好！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家大事。’

那些焦躁处理政事的人，是根据风俗施教，发现哪里有失误，就设法防止。

威德兼施，文武交错使用，然后政事调节得切合时宜；而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

以前董仲舒曾经说过：‘治理国家，好比琴瑟一样，如调节不过来，就应改弦更张。’

改弦更张难行，而违反众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贾谊因才高而被逐，晁错因智多而惨死。

世上有很多特殊才能的人，他们之所以不敢大胆讲话，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辙啊！

且设立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决定政策，并不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大都合于众人的心意，大体采取便于国、利于事多的，就可以了。

设置官吏，以治理众人；悬赏设罚，以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灭挫伤，好人就得到了幸福。

现在，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里却结了仇怨，子孙还要报仇。

后来的仇恨，比以前的更深，以至全家被杀，家产被灭，但风俗上，还称他为豪侠健士。

所以，虽然有些怯弱的人，还勉强向他们学习，这是听人自理，再没有什么法禁了。

臣建议陛下，现在应当申明旧令，如果已经被官府审判处决，而私相杀伤的，虽然自己已经逃跑了，还应将他的家属，迁到边境地方去，相伤害的，加罪二等，不准许雇人上山，伐木赎罪。

这样的话，仇怨就自解了，盗贼也自息了。

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加强本业，而抑制末业。

所以先帝禁人从事二业，禁锢商贾不准做官。这就是抑制末业，畜养廉耻的方法。

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之家的子弟，为他们作保信的劳役，像臣仆一样勤劳。

而他们所收的利钱，与封邑的贵族一样多。

所以，众人互相羡慕效仿，弃农经商，不耕而食，以至于奢侈浪费，尽情享受。

现在可令诸商贾，互相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都没收所得，用来奖励揭发有功的人。

这样，就会只靠自己的劳力，而不敢雇请别人。

一个人事少，力量单薄，就必定要弃商归农。田亩得到修治，粮食就增收，而地力就充分利用了。

臣又看到，现在用法令来决定事情，轻重各不相同。或都一件事几种法，罪相同，而论处各异。

这就给奸吏们，以可乘之机，想让活，就搬出生的依据；想致死，就以死刑论比，这样就为刑法，开了两扇门。执法不一，赏罚不定，肯定十分不妥。

今可集中一批通义理、熟习法律的人，对朝廷的法律条文，逐条进行分析比较，统一法度，颁发到州、郡，把旧的条文，统统废除。

这样以来，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狱就无滥施的怨恨了。”

桓谭的上奏，深谋远虑，切合实际。但桓谭上奏了很久以后，并没有得到，刘秀的采纳和重视，桓谭心里，十分失望。

这时，刘秀正痴迷谶纬，常常用谶纬，来决定嫌疑，处理国家大事。酬赏少而薄，报复私仇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常常出现，天下也因此，而不安定。

桓谭见此，深为不安，于是再次上疏刘秀，劝说刘秀说道：

“陛下：

臣前次上书，并没有得到陛下的回报和重视，心里感到愤慨和不满，现在冒死再陈。

一个普通人出谋献策，对政道有裨益，是因为顺人心而合符事理的缘故。

大凡人情，往往忽视事情的本身，而对各种不同的传闻，反而视为珍贵。

先王的记述，都是以行仁义、走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荒诞的事。

大概天道命运，圣人都认为是很难讲的。自子贡以下，就没人懂得了。何况是后世的一些浅薄的俗儒，他们能懂得这些吗？

现在，一些耍小聪明的巧慧小人，以及那些自称懂得方伎数术的人，他们造作种种符命图书，假称是什么谶记，拿来欺惑贪邪的人们，贻误人主，陛下怎么不抵制它们，抛弃它们呢？

臣听说陛下，严厉地追究，那些号称能够点化金银之术的方士，陛下这样做，是何等的英明啊！

而陛下竟想听纳谶记，这又是多么的迷误呢！谶记虽有时偶合，这也同有时卜卦，的的确确能够偶尔说中一样。

陛下应当注意明听，发扬自己的意旨，排斥小人歪曲的邪说，阐明五经的正义，除去那些人云亦云的俗语，详察精通事理的人的高见。

陛下应该英明决断，主动地摒弃那些不是正道的见解，而只遵循儒家学派的五经的观点。

臣又听说国家安平，就会尊敬道术之士；国家有难，就会器重将帅之臣。

臣以为，现在，圣朝已经兴复祖先的法统，为人臣的君主，可是四方的盗贼，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归伏，就是没有得到好的权谋之故。

臣桓谭观察陛下用兵，对于投降的，并没有重赏来诱以恩德，有的甚至还掠夺他们的财物。

所以，大大小小的将领，各生狐疑，互相勾结，累月经年，不能解决。

古人说过：‘天下都知道，取就是取，而不知道给予，也是取。’

陛下如能轻于封官，而重于赏赐，与士卒同享，那么有谁招而不至，有谁说而不通呢？

指向哪里，哪里不开呢？征讨敌人，有哪个敌人不能克服呢！

这样就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死可以再生，失可以再得了。”

刘秀看了桓谭非议图谶、以及讨论恩赏的奏书，心里更不高兴了，认为桓谭的学问是异端邪说。

后来，刘秀有诏，召集群臣，讨论灵台的选址问题。刘秀征求大臣意见，首先询问桓谭说道：

“给事中大人，朕想用符命图谶，来决定灵台的选址问题。给事中大人，你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呢？”

桓谭深默了很久，回答刘秀说道：

“陛下：

臣从来不读图谶符命，不知道用符命图谶，来决定灵台选址，究竟有什么道理。”

刘秀恼怒，质问桓谭道：

“给事中大人，你不了解图谶符命，怎么就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这样说，究竟是何理由呢？”

桓谭不知道刘秀的话语之中，已经有了浓烈的火药味，再次固执己见，极力申辩道：

“陛下：

臣私下以为，符命图谶，十分怪诞，不合常理。所以臣不知道用符命图谶，来决定灵台选址，其中依据的，究竟是什么道理。”

刘秀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他大声咆哮起来，大怒着对桓谭说道：

“桓谭诽谤圣人的圣言圣语，非议图谶符命，扰乱国法国典，妖言惑众，蛊惑百姓！

来人啊，马上将桓谭这个妖言惑众的家伙，给朕带下去，立即斩首示众。”

桓谭被吓得魂飞魄散，不住地叩头，血流满面，苦苦地哀求刘秀道：

“老臣愚昧，不识时务，非议朝廷国策，实在是罪该万死。请陛下恕罪。”

群臣也纷纷上前，为桓谭说情。

过了好久好久，刘秀心里的愤怒，才稍稍缓解了一些，逐渐平息了下去，于是下旨道：

“桓谭非议国政，诽谤圣贤，妖言惑众，蛊惑百姓，不宜继续在朝办事。着即贬为六安郡（安徽省六安县）郡丞，立即上任，不得在东都，耽搁停留。”

桓谭因议论符命图谶而招罪被贬，心情抑郁不乐，恨恨不平，在上任六安郡丞的路上病逝，时年七十多岁，最后归葬于自己的故里沛县。

起初，桓谭著书，言当世行事，共计二十九篇，取名为《新论》，上书献之朝廷，刘秀称好。

《琴道》一篇，还没有最终完成，桓谭就行去世。后来，刘庄下旨，令班固，继续完成《琴道》一书。

桓谭所著的赋、谏、书、奏很多，留存下来的，总共达到了二十六篇之多。

元和年间（公元84年-87年），刘庄到东方郡国巡狩，至沛县之时，阅读《新论》、《琴道》等篇，突然想起了大儒桓谭。

于是，刘庄派使者前去，祭祀桓谭的墓冢，悼念桓谭，乡里皆引以为荣。

当初，刘秀以玄汉大司马身份，抚巡河北之时，平定了邯郸赵汉皇帝刘子舆等河北割据势力，势力开始强大，羽翼已丰，遂有了自立之心，但瞻前顾后，一直犹豫不决。

恰在此时，太学同窗好友强华，献上了符命图谶《赤伏符》这一部谶纬。

《赤伏符》中，有“刘秀发兵诛无道”之类的词句，越发坚定了刘秀的自立称帝之心。

刘秀遂决定，登基称帝。

自此以后，刘秀越发痴迷谶纬，处理国家大事，迟疑不决之时，常常借助谶纬，来做出最终的重要决策，刘秀也因此，遭到了功臣宿将和士大夫们的强烈质疑、甚至抗议。

天下统一以后，刘秀依然喜欢阅读，符命图谶之类书籍，用以指导政事处理。

一天，刘秀研读符命图谶，发现新莽之时崔发等士大夫编撰的符命图谶中，有很多支持王莽篡汉的谶纬，不由得勃然大怒。

那时，“博通经记”的尹敏，正担任郎中，在大司空府里任职。

尹敏，字幼季，南阳郡堵阳县人，也还是刘秀的南阳郡同乡。年轻时，尹敏为诸生（有知识学问的士大夫），就开始学习《欧阳尚书》，后来又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等著作，以学问渊博而著称。

刘秀于是下旨，命令郎中尹敏等大臣，前去负责，校删崔发编撰的符命图谶等典籍中，阿谀吹捧王莽、为王莽篡权造势的内容。

尹敏接到旨意，立即前去认真研读，崔发所编著的王莽著录叙列中，有关符命图谶的内容。

尹敏发现，符命图谶中，有很多谬误荒唐之处，遂趁机上书向刘秀进言说道：

“陛下：

臣研读发现，谶书之中，有很多别字、错字，颇类世俗的方言俚语，根本不像圣贤大儒所作的典籍，恐怕流传下去，会贻误后人啊！”

刘秀虽然明知，世上流传的图谶符命，大多都是伪作，有欺世盗名，蛊惑百姓的嫌疑。

但刘秀痴迷符命图谶，坚信自己的皇位，就是来自于天帝神灵在符命图谶之中发出的启示，哪里会自己否定，他已经定为国策，能够巩固新生汉朝廷的谶纬之学呢？

刘秀对尹敏的意见，却不予采纳，坚持命令郎中尹敏，去继续校删图谶符命这些典籍。

尹敏无可奈何，只好继续前去校删符命图谶。这个尹敏，倒也有几分幽默感和为人处事的胆识。

为了充分说明，谶纬并非圣人所作和天帝神灵所降的事实，在校订一本符命图谶时，尹敏遂利用谶纬上存在的一处缺文，巧妙补上了“君无口，为汉辅”一句，然后上报刘秀审阅。

“君无口”即“尹”字。“君无口，为汉辅”，意谓尹敏，将成为汉朝廷的辅弼之臣。

刘秀对这些符命图谶书籍很感兴趣，非常熟悉。

认真研读，经过尹敏校订了的符命图谶，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刘秀感到非常惊异，就召问郎中尹敏道：

“爱卿啊，朕明明记得，这部符命图谶书籍的这一段话里，并没有‘君无口，为汉辅’这句话啊！

请问爱卿，这句话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对朝廷的治理，有何裨益呢？爱卿虽然博学多闻，但加上这句话，究竟有何依据呢？”

尹敏十分直率坦诚地回答刘秀说道：

“陛下：

情况是这样的。臣见前人，可以随便地增损图书内容。臣不知道这段话里缺漏的内容，究竟应该，如何增订为好。

所以，臣大胆，不自量力，也学着这样做了，以此希望，能够侥幸地得到陛下的重用，得到宰相之类的官职。”

尹敏的本意，是以此为例，来说明谶纬等书籍，不过是如此这般地被人编造出来，用来捞取功名富贵，实现升官进爵的意图，而并非神意和圣人之作。

尹敏一向对刘秀痴迷图谶不以为然，对刘秀倡导的神圣谶纬，采取了一种不恭不敬，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在暗讽刘秀，任命朝廷的重要大臣官吏之时，以谶纬决定取舍的荒唐。

刘秀聪慧敏感，当然一下子就听出了尹敏话中的嘲讽讥笑之意，对尹敏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勃然大怒起来，暗暗痛骂道：

“尹敏这个可恶的恶贼，竟然敢嘲笑朕的国策。你辈浅薄狂妄之徒，岂能够懂得朕将谶纬作为国宪的深意呢？”

刘秀哈哈大笑了几声，叮嘱尹敏道：

“尹大人：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负责校删图书典籍，增删都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出处，怎么能够任意篡改符命图谶等圣人典籍，贻误后人，祸害苍生呢？

从今以后，你绝对不能够这样胡编乱造了。”

刘秀虽然没有，立即加罪于尹敏，但却对尹敏的狂妄举动，记恨在心。

尹敏从此沉滞，不能够得到正常的升迁，最终经过了三次升迁，才只担任了一个长陵县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

但尹敏性情恬淡，不慕功名，对升官发财也不以为意，专好钻研圣哲之书。

文武百官、士大夫之中，其实也有很多人，对刘秀痴迷符命图谶，以谶纬办事，很不满意。

大中大夫郑兴，对皇帝迷信谶文，而直言相劝，一直没有受到皇帝的重用，最终被侍御史弹劾，指控郑兴，出使成都时，私买奴婢，被贬回开封原籍养老。

给事中桓谭，不知好歹，也贸然上书，规劝皇帝远离谶纬，结果惹得刘秀大怒，被降为六安郡丞，怏怏上任，死在路途上。

对于大中大夫郑兴、给事中桓谭当年因非议谶纬被贬的往事，大臣、士大夫们，都记忆犹新。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谁敢再因非议符命图谶之事，而招惹皇帝，惹皇帝不高兴呢？

大臣士大夫们，慑于皇帝的权威，也只好将对于符命图谶不认同的看法和想法，憋在自己的心里。

刘秀去世之后，儿子刘庄（汉明帝）继位。

刘庄喜爱儒学，看重尹敏的才华，于是重新起用尹敏，担任谏议大夫，命尹敏与班彪、班固父子、以及陈宗、孟异等士大夫，共同编录《世祖本纪》（刘秀本纪）。

尹敏与司徒掾班彪，因为一同编著《世祖本纪》的缘故，最终成为了好朋友。

尹敏与司徒掾班彪两人，常常长时间呆在一起，共同阅读典籍，讨论和研究学问。

每次一起谈论，尹敏与司徒掾班彪两人，常常谈到黄昏，也顾不上吃饭。有时，甚至一起，从白天研究讨论到了夜晚，又从夜晚谈到白天，夜以继日。

司徒掾班彪，常常对人感叹道：

“我与尹敏，相与久语，常常为俗人所惊异，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钟子期一死，伯牙破琴；惠施一没，庄周杜门。正所谓，相识易，相知难，知音难寻啊！”

汉朝廷士大夫们，无不为尹敏与司徒掾班彪两人的深厚友谊，称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