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君王，似乎都有一个共性。凡是被他们，定为国宪国策的东西，如果有人，不自量力，起而反对，努力抗争，必然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甚至被碾得粉身碎骨。

最终，这些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族屠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还没有哪个君王，能够贤明和超脱到，能够容忍那些反对国策之人的地步。

哪怕是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君王们也会一意孤行地，将他们既定的国策，坚决实施到底。正如同王莽当年，痴迷复古改制，至死不悟一样。

因为那是君王们心中认为的最大真理，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皇权，不至于覆灭。

当然，刘秀也难以超脱，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例外，只是表现方式，稍稍不同而已。

由于东汉朝廷刘秀君臣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谶纬之学，遂越发在东汉朝廷，兴盛起来。

“五经之义，皆以谶决。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人人“崇尚谶纬”，“不引谶纬，人不尊经。”

汉书所载之《易》家，《尚书》家，齐、韩《诗》家，大多善言，灾异图谶之类。

而《左氏春秋》、《谷梁春秋》等历史典籍，在刘秀在位之时，虽已经立于学官，但因为“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

士大夫贾逵等大儒，于是逐步摸准了刘秀痴迷谶纬的心思。

贾逵等大儒，迎合刘秀对符命图谶之好，将《左氏春秋》等典籍，附会于符命图谶，才让《左氏春秋》，得以立于学官，彻底改变了《左传》家的地位。

那时，贾逵上书，建议刘秀说道：

“陛下：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项代黄帝，而尧不文。

五经皆言，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言帝宣也。

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宜深刻领会之。”

博士贾逵等士大夫，对《左氏春秋》上面这番话的附会与篡改，深得歌功颂德、阿谀奉迎、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精髓。

这些话，直接为刘秀建立的汉朝廷，涂上了灵光，确立了复兴汉朝廷的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当然甚得刘秀之欢心。

博士贾逵等，不仅因此，而得到了刘秀的大量赏赐，更使《左氏春秋》，得以立于学官，使《左氏春秋》的研究，得以发扬光大。

当初，大司徒韩歆，争《左氏春秋》立于学官，而不可得，而最终，乃以贾逵附会谶纬之言而定。

而推究《左氏春秋》之所以能够，最终确定立于学官，就是因为贾逵，摸准了大汉皇帝刘秀的心思，充分运用图谶符命的力量，来说明刘秀及其子孙，继位皇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啊！

当然，与此相反，汉朝廷也总有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不肯屈从于君王的压力，高官厚禄的诱惑，而要追求，思想的自由，学问见解的独立。

哪怕是因为非议谶纬之学，而常常遭到，汉朝廷最高领袖刘秀的冷遇和贬斥，这些士大夫们，也毫不畏惧，勇于坚持真理。

汉朝廷的太中大夫郑兴、给事中桓谭、尹敏等大儒，就是这样刚正不阿的士大夫的代表。

太中大夫郑兴，字少赣，河南郡开封人。

青少年时代，郑兴学习研究《公羊春秋》，晚年则学习研究《左氏传》为主。

郑兴善于思考，喜欢积累知识，他不断钻研，终于通达了书中要旨，同学同僚辈，都以郑兴为师。

新莽天凤年间，郑兴率领自己的门生，跟从国师刘歆一道，讲《左氏传》大义，国师刘歆，十分赞赏郑兴的杰出才华。

刘歆遂请求郑兴，帮助撰写条例、章句、传诂等典籍。郑兴爽快答应，很快就帮助刘歆，校正了刘歆自己撰写的《三统历》(夏、商、周三历)。

更始帝即位以后，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带领军队，先入长安镇抚。

代理丞相李松，遂任用郑兴，担任部属的长史，不久又派郑兴回去，迎接更始帝，迁都西京长安。

更始帝部下的将领，大都是山东人，都劝更始帝的车驾，留住东都驻跸，定都洛阳。

独有郑兴，规劝更始帝，建都长安。更始帝最终，听从了郑兴的建议，于是下旨，拜郑兴为谏议大夫，派郑兴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等地。

郑兴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等地回来后，更始帝十分高兴，遂拜郑兴，担任凉州刺史。

恰逢此时，天水郡发生了叛乱，叛军攻杀了郡守。凉州刺史郑兴，因此事遭罪，被更始帝免职了。

赤眉军入关以后，东边道路不通，凉州刺史郑兴，就向西而去，归附了西州上将军隗嚣。

隗嚣诚恳虚心地用盛大的礼节，邀请郑兴到自己部下任职。郑兴答应了。

不久，郑兴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隗嚣并不听从，心里感到十分委屈，就常常称病不起，不肯与隗嚣合作。

其时，隗嚣有割据自立之心，夸耀自己之时，常用周文王自比，私下里与诸将商议，欲在西州，自立为王，独霸西州，割据一方。

郑兴听到隗嚣的想法以后，认为不妥，就出面劝阻隗嚣。隗嚣听从，终于没有称王，但割据自立之心依然不改。

后来，西州上将军隗嚣，欲模仿朝廷制度，广泛设置部属官吏职位，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

郑兴又再次出言，阻止隗嚣，隗嚣感到左右为难，也就停止了设置部属官吏职位的举动。

建武六年(公元30年)，西州上将军隗嚣，终于决定归附刘秀。于是，隗嚣叫嫡长子隗恂到东都洛阳，入侍刘秀。

嫡长子隗恂将出发时，郑兴托隗恂，向父亲隗嚣请求，说自己想回老家，安葬自己的父母。

隗嚣不听从郑兴回家安葬自己的父母的请求，而迁徙郑兴的房舍，增加郑兴的官秩与礼仪，给予郑兴特别的优待。

郑兴却进见隗嚣，拒绝了隗嚣的优待。

于是，隗嚣终于答应，让郑兴回家安葬自己的父母，催郑兴赶办行装，叫郑兴和妻子一道，向东都洛阳而去。

汉朝廷的侍御史杜林，先前与郑兴一道，同住在陇右，关系十分友好。

见郑兴和妻子一道，到了东都洛阳，侍御史杜林，就上书刘秀，推荐郑兴说道：

“陛下：

臣看到河南郡士大夫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

臣建议，应该将郑兴，留在皇帝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辅佐皇帝。

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特别留心观察郑兴，让郑兴前来，为陛下分劳。”

刘秀接受了侍御史杜林的建议，征召郑兴入朝担任太中大夫，对郑兴十分信任。

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三月三十日，汉朝廷东都洛阳，再次发生日食，汉朝廷君臣恐惧不安，百姓也惊慌失措。

太中大夫郑兴，便上疏向刘秀进谏道：

“陛下：

《春秋》认为，天时反常，便成灾，地物反常，便成妖，人德反常，便是乱，一乱之后，妖灾皆会发生。

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朝廷办事之时，有一些缺陷，急切需要补救。

按《春秋》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

古书上说：

‘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

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

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要害在于，针对百姓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进行妥善治理。

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最终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

齐桓公不计旧仇，而任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郤縠。这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

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郡太守郭伋，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

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一用，位置错了，就不好解决。

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发生在三十日这个日子。

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

今年正月，出现了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

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叮咛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之福。

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臣属的意见。”

郑兴的奏奏呈上，多被刘秀采纳。

刘秀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道：

“朕想用谶言，来断定郊祀之事，爱卿认为怎么样呢？”

郑兴回答刘秀道：

“陛下：

臣下不懂德谶，不敢妄议。”

刘秀听了郑兴反对的话语，心里十分生气，对郑兴发怒道：“卿不懂德谶，你就能说，谶言不对吗？”

郑兴一听，暗叫不妙：“哎呀，大事不好，臣不幸忤逆了陛下的国策。”

郑兴发觉自己的回答不妥，就诚惶诚恐地向刘秀辩解说道：

“陛下：

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臣对于谶书，既没有认真学习过，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而不是认为，谶纬不对啊！”

刘秀的愤怒，稍稍缓解下来，有些抱歉地对郑兴说道：

“朕一时气恼，怪罪先生了。”

郑兴多次向皇帝上书，谈论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都因为自己，不会用图谶符命，去讨取刘秀的欢心，而被刘秀认为，郑兴轻慢国策。

最终，郑兴满腹才学，却始终不能够得到刘秀的认可，没有得到刘秀的重用。

建武九年(公元33年)，皇帝任命太中大夫郑兴，担任监军，在津乡一带，负责监督征南大将军岑彭、积弩将军臧宫的军队，讨伐成家帝国皇帝公孙述。

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监军郑兴，就率领征南将军岑彭的军队，与大司马吴汉汇合，一道去进攻公孙述。

成家帝国皇帝公孙述战死以后，成家帝国灭亡。刘秀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镇抚西蜀。

不久，侍御史弹劾郑兴，违背朝廷法令，派遣自己的部属，私买奴婢。

于是，郑兴被降职，被贬为莲勺县县令。

这时，巴蜀正是丧乱以后，成都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习礼教，来教化成都百姓，却因违法，而被皇帝免职了。

郑兴喜欢古学，对《左氏》、《周官》等典籍，都很有研究，非常精通，尤其擅长天文和数学。

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研究《左氏》的士大夫，多半以郑兴，作为自己的祖师爷。

而贾逵则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传承《左氏》学业，与郑兴不一样。所以，研究《左氏》，有郑、贾之学的说法。

郑兴离开莲勺县职位以后，就不再入朝做官了，曾经客授阌乡。

朝廷三公，了解郑兴的学问才干，也几次邀请郑兴，出山为官。郑兴知道皇帝，不喜欢自己不谈谶纬，有些灰心失望，始终都不肯出来做官。

最后，郑兴寿终正寝，死在了自己家中。

桓谭字君山，也是出生于官宦世家，爱好音律、善于鼓琴，是沛国相县人。

桓谭的父亲，在汉成帝时，曾经担任过太乐令。桓谭因父荫的关系，而被朝廷任命为郎官。

桓谭博学多才，把五经几乎都读遍了，能解释古书大义，不离章辨句。

桓谭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尤其喜爱古学，多次跟从刘歆、杨雄一道，辩论分析，疑难异义。

桓谭爱好杂戏，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而喜欢诋毁世俗儒生，也由此，常遭同僚的排斥和攻击。

哀帝、平帝年间，桓谭的官职，一直都只是一个郎官小官，没有得到升迁。

哀帝正妻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认为桓谭很有才干，对桓谭喜爱有加，引为知己。

当时，高安侯董贤，很受哀帝（刘欣）的宠爱。董贤、董淑妃、董宽信兄弟姊妹，同受汉哀帝的宠幸。

而董贤的妹妹董淑妃，被哀帝封为了昭仪，地位仅次于哀帝正妻傅皇后。

宠爱董贤、董淑妃、董宽信兄弟姊妹以后，哀帝对自己堂堂正正的妻子傅皇后日益疏远。

傅皇后的父亲傅晏见状，郁郁不得意，很为女儿的皇后位置和傅氏家族的安危担忧。

桓谭也看出了问题的严重，也为孔乡侯傅晏感到担心，遂急忙提醒孔乡侯傅晏说道：

“傅大人：

我听说过去，武帝陛下，想立卫子夫为后，所以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

最后，陈皇后终于被废，而卫子夫竟然被立。

如今，董贤兄弟姊妹皆受宠，而他的妹妹董淑妃，尤为陛下宠幸，可能又有‘卫子夫’之变发生。

难道这些情况，不值得傅大人忧虑和担心，未雨绸缪，早作防备吗？”

傅晏听后，震撼不已，遂问桓谭道：

“先生啊，情况的确是这样！这就是我忧郁不安的原因所在。

那么，请问大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呢？难道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吗？”

桓谭遂建议傅晏说道：

“傅大人：

刑罚不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邪气和歪门邪道，不能胜过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

皇后年少不懂事，还没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的磨难和挫折，很容易遭到打击。

如果有人，在内驱使巫医，在外寻求，方技等邪门歪道作法，就会坏了大事。

这些，大人不可不，加以特别防备啊！

君侯因是皇后的父亲，受尊重而通宾客。宾客也必然想要，借君侯的声名，去增强他们的威势。

如果这样做，必然就会招来，人们的讥议。

在下建议，君侯不如谢绝，门下所有的宾客，遣散自己的门徒，谦恭谨慎、十分低调地为人处事。这是修己正家，借以避祸的最佳方法，唯一之策啊！”

傅晏十分赞赏桓谭的建议，于是答应道：

“好！傅某就听从大人的建议，从此谢绝宾客，不给小人佞幸，以诬陷的口实。”

于是，傅晏罢遣自己的宾客，特别亲自去到宫中，去告诫自己的皇后女儿，叮嘱女儿，在内不要驱使巫医，在外不要寻求，方技等邪门歪道，借以避祸。

后来，高安侯董贤，仗恃哀帝宠信，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等人，秘密搜集傅皇后的罪过，还下令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等人，私下里严厉加以审问，寻找傅皇后罪状。

然而，在审讯当中，高安侯董贤却没有抓到侍中傅喜一丝一毫的破绽和罪证。

最后，在哀帝祖母傅太后的直接干预下，诬陷傅皇后的案子，最后得到消除。

所以，在哀帝时期，傅皇后终于得以保全皇后位置，没有被哀帝所废。

后来，董贤担任了朝廷的大司马，听到桓谭的故事和名声以后，想与桓谭结交。

桓谭受到大司马董贤的敬重，十分感激，于是就上书大司马董贤，给董贤说以，辅国保身的方法，但大司马董贤仗恃哀帝的宠爱，一直执迷不悟，却始终不肯听从桓谭建议。

桓谭见董贤执迷不悟，颟顸糊涂，沉迷于哀帝的宠爱和擅权之中，自以为权利永固，就不再与董贤往来了。

果然，哀帝死后，董贤就被王莽所杀。

王莽摄政，弑杀汉平帝的时候，当时朝廷的大臣士大夫，恐惧王莽的威权，莫不为王莽阿谀奉迎、歌功颂德。

这些人纷纷叙述，祥瑞徵兆，进献金匮，竭力讨好王莽，谋取荣华富贵，为王莽篡权，作好舆论准备。而桓谭却清白自守，洁身自好，从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