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乐并不知道的是，就在昨天，1935年3月20日，他心中一直牵挂着的红军四渡赤水河。润之先生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在整个人类的军事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经典的战例。

付可乐首先要帮四家犹太人安居下来，安居才能乐业。他为他们四家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租好住房，并一次性帮他们支付了半年房租，共计400美金。这个租金，换算成银洋，每家人住的房子租金平均是600大洋一年，虽然上海的房子租金都不低，但这样高的价格，就都是各方面状况相当不错的房子了。

然后付可乐给他们提前支付了半年的薪水，四人总计4200美金。其中罗斯最高，他拿了1400美金，另外一个画家约拿是1000美金，三口之家的巴兰是800美金，最后拉宾一家因为是三代六口人的大家庭，虽然他之前在德国的年薪和巴兰是相同的，付可乐还是另外多给他200美金，加到了1000美金。

付可乐给他们的待遇是非常高的，在当时的上海，中小企业主的平均年收入大概都只有七八百美金。最后付可乐再给罗斯留下2000美金作为未来办报的启动资金。

报馆的地址也已经确定了，是在望平街的一间三层楼房，总面积500平米左右。这楼虽然也处在租界内，但地价较低。望平街南面一带是印度人和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区域“白头坟山”，因为他们多数头缠白布。同时附近的九江路和汉口路之间又是另外一片外国人的坟地。这就把望平街的地价大大拉低了。

另外这楼也挺旧的，里面也基本没什么价值高的装修和家具，所以500多平方米面积的一间三层楼，年租金才400大洋，付可乐签了两年的协议并先付了一整年的房租。

望平街是一条上海常见的小马路，南起福州路，北到南京东路，长306米，宽约10米，是山东路的一段。早年英租界工部局将它改为山东路，但是上海人还是习惯将它称为望平街。付可乐将报馆选址在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望平街是上海的“报馆一条街”。

上海早年的报业汇聚于望平街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报纸言论要抨击时政，容易得罪当权者。望平街处在“租界”以内，清朝的专制政权的手伸不进来，报业才有发展空间。其二，好地方早就被外国人占住了，尤其是地价非常贵。望平街这里有看得见的“白头坟山”，还有“老外死鬼”做邻居，地价自然便宜。

曾经在望平街上开过馆的报纸有：《中华民报》、《上海画报》、《太平洋报》、《时事新报》、《晶报》、《民强报》等等，这里也是早期革命党人用笔战斗的阵地，梁启超在这里办过大名鼎鼎的《时务报》，章太炎的《苏报》，蔡元培的《警钟日报》和《国民日报》。

报纸这个行业，大家都把报馆开在了望平街，你就不能开在别处，只能跟着过去。原因很简单，所有的报摊、报贩、报童都是同时卖多种报纸的。要是把报馆单独开在远处，销量上不去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此时上海形成鼎足之势的三家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也都在望平街。这三家中，《申报》偏政治时事，《新闻报》侧重经济和商业，《时报》强于学术。《大公报》要和这三家竞争的根本在于，《大公报》的抗日立场最坚定，抗日热情最高张。付可乐办报，为的就是努力宣传抗日，他深知舆论的重要性，是怎么高看都不错的。

即使在望平街这么一个穷地方，也有一些房产，比他看中的这一间楼要好不少。付可乐看中这一间楼房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楼的隔壁还有一间楼，两座楼长得就像亲姐妹一样。隔壁的楼也在出租。两楼之间隔的距离很小，不到一米。

两间楼付可乐是同时看中的。隔壁的这一间楼，他是早两天去租下的，去的时候他还特意叫了一个中国人德语翻译。房东以为他不懂中文，还让翻译多多帮忙，之后如果成交，自会有好处给他。施可乐假装完全不懂，硬是让房东在他身上宰了一刀。他一次性的支付了1500大洋，把两年的租金都预付了，这个租金差不多要到隔壁那楼的两倍了。

过了两天，他再去找到另外一个房东租开报馆的这一间楼的时候，付可乐已经变回了他在天津站的老样子。超有型的络腮胡子被剃得干干净净，漂亮的卷头发也变回了极短的平头，眼镜也摘掉了，香烟和打火机也不随身带着了，穿着也大变样。

这两间挨得这么近的姐妹楼，付可乐是准备派上大用处的。

办完所有这些事情，他身上还剩下2000美金，之前他又在德意志银行里存进了3万美金。母亲收到这笔钱，还是会让伯恩追加投资进德国股市的军工和能源类企业。不久之前，西特勒彻底撕毁了《凡尔赛条约》，付可乐确信德国将会大力发展空军，重建空军，所以他果断指示伯恩加大对德国梅赛施密特飞机制造公司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