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则成功地保护住了他的权威。他借助理学在文化思想界实现了思想统一。

如果有人有损他“维权”，那更是犯了“不赦之条”。

有个文人写了本书叫《南山集》，里面使用明朝的年号而不是清朝，结果写书的、编书的、校对的、刻版的、卖书的、买书的都受到连累，杀的杀，关的关。

最大的一个文字狱案是《明史》。书中直呼努尔哈赤的名字，并且把投降清朝的明将称为叛逆，结果近百人被砍了头、几千人被判刑。

康熙拉开了文字狱大幕。到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进入高潮。

历朝历代都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搞得最凶的是清朝。据统计，顺治兴七次。康熙十几次、雍正几十次。乾隆一百多次。

不过乾隆的吉尼斯纪录记录早已经被MZD打破。极左盛行时期，中国的文字狱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无以数计。

理学是儒家的激进派。毛左是社会主义激进派。任何一套理论一旦被推向极端，就会趋向血腥和暴力，就会成为思想的毒药。任何极端思想包括极端宗教统治的国家无不以贫穷、落后、暴力为特征。究其原因，极端追求思想统一就会恐惧并且痛恨任何程度的异见人士，必除之而后快。而绝对的思想统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文化和创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朝通过文字狱加强了思想统一，树立了满清统治的权威，压制了人们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同时思想大一统造成文化界死气沉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文学界千篇一律。教育界千语一腔。艺术界千人一面。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服从并且是绝对服从一个声音。全社会只有讴歌和歌颂没有批评和反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坟头的草已经老高了。

就拿雕塑的形态和表情来说。汉唐时候的雕塑形态各异，表情生动而自然，像抓拍出来的效果。明清雕塑形态单调，表情呆板而僵硬，象摆拍出来的效果——好像拍一寸免冠照的摄影师在招呼：“头向这边扭一点，下巴不要抬太高。笑一笑，牙齿要露五颗。眼睛往我这边看，不要眨眼——好！别动！”“啪”——拍出来的东西都一个德行。

康熙在政治上搞维稳，对经济也非常重视。因为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垮掉了，百姓不得吃不得穿还会起来造反。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经济主要指农业。康熙在“三农”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

康熙为了使自己更加了解农业生产，在皇宫西苑（中南海）开了一片试验田亲自耕种。他甚至跟水稻专家袁隆平一样搞新品种的培育，还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他让人拿到天津搞推广，在小站镇划了几十顷地作为“御稻田”，给“御稻田”的水稻起名小站稻。小站稻自古至今都非常有名，但跟康熙究竟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康熙在各地设立了“情报站”、“情报员”，随时向他报告当地的天气、收成情况。前面提到的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是他的一个情报站站长。曹寅在呈给康熙的奏折中不仅要报告当地的社会动态和官员违纪问题还要随时报告当地的三农问题。

农业是靠天吃饭。天气好坏决定了当年的收成好坏。康熙未雨绸缪。如果哪个地方遭灾了，康熙都会及时减免那里的租赋。

为了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康熙鼓励人口增长。古代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多力量大”。而明末清初战争连连，人口损失巨大。

明末清初的战争损失了多少人口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据估算明末人口已经突破一亿，甚至更多。而战后，清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按理说人口也应该随之增加，但实际情况却是人口不增反减。据估算清朝初年的人口在8000万左右。战争损失人口怎么也得几千万吧。损失的人口不一定是死了，也包括跑了的。

地大了，人少了，有田没人种。康熙想方设法增加人口。

为了刺激人口增长，他下旨：“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让大家敞开了生，不再按“丁”数征收钱粮。后来雍正将其正式为“摊丁入亩”的征税办法，也就是说只按田亩数征税，废除了人头税。

类似的征税办法其实在嘉靖时期也实行过，或者说试行过。但是因为地多人少的人家比方地主家强烈反对，认为不公平，所以只看田多少不看丁多少的征税办法后来被废除。康熙为了刺激人口增长，故意采用这种征税办法。我就是要不公平。你要觉得吃亏，你就多生。

康熙的“最高指示”果然刺激了人口生产，人们叉开腿“咣咣”地生。到了康熙末年，人口吹气似地重回“亿”字头。火车一旦启动就刹不住车，人口到清末直线上升到四个亿！实现了“翻两番”的伟大目标。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中国人口受粮食产量的限制早先以五六千万为极限。后来耕地面积、亩产增加了，人口极限突破了一亿。到清朝时，耕地面积、亩产又有进一步的增加。另外，明朝时期引进的玉米、红薯、土豆等欧美高产作物在清朝时普及，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养活四亿人不成问题。现代因为化肥、农药的普及以及良种推广使亩产跨越式提高，养活十几亿人不成问题。

在康熙的治理下，清王朝既无内忧，也无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