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之说，主要体现的是治世之道，圣贤之说可以不仅仅是治世之道，一切较为成熟的人类知识，都可以视为圣贤之说。

圣贤之说，是仅仅指的是治世之道，还是包含一切人类真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徐光启对待科技的态度，也代表着士族中的某些人对科技的态度。徐光启，是在旧明体系下获得功名的人，可以算士族之中的一员。

徐光启却很看重科技知识对社会的作用，大力翻译西方科技方面的内容，为了多掌握一些西方科技，不惜加入天主教。

在明末之前，天主教之类的教派，远还没有达到佛教那样，是被普遍认同的教派，而是和其它教派一样，是外邦小教。普通人认为，天主教和其它小教派，都有与妖魔鬼怪同类之感，而徐光启则发现天主教中，许多人都带有科技知识，徐光启想吸取其科技知识。

宋应星，只获得了举人的功名，是属于有任官资格，但前景不大的人员。彼崇祯时期，用自己私人之力总结当时的科技知识，并编制出《天工开物》等书，是重视科技知识的代表人物。

此崇祯早就启用了宋应星，并在崇祯六年，徐光启去世后，接任科学院院长之职并兼中书令之职，就是要给天下一个重视科技，科技知识也是圣贤之说的风貌。也希望宋应星能用国家之力，做出比《天工开物》所展示的科技更大的科技成果，或带出一批“宋应星”来。

天下所有人类真知，都是圣贤之说，不用疑问。社会现实中，圣贤之说主要集团在治世之道上，只是当时的现象。

此崇祯的态度，就是要表明，圣贤之说不仅仅是治世之道，也包含了一切人类真知，自然科学知识尤为重要。

治世之言需要区分系统，所有人类真知也需要区分系统，格物不能先把知识局限于一偶，再去追求完全程度的格物，而是人类知识的内容无比的广泛，必须按条理分类，一个人的短暂一生只能掌握部分人类知识，知识的掌握者必须详略适当，即要了解知识全貌的概况，也要掌握某些知识的详细内容。

圣贤之说应包含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真知，单纯是治世之言，也应分系统，也要区分什么是占主导地位的内容，什么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或观点。

治世之言中的许多言语，也是有条件的起用作用，随着条件或环境的不同，治世之言的作用或作用程度也会相应的不同或改变。

如果把圣贤之言中的所有治世之言都当真理，都要高度的重视，其实质就是所有言论都可以忽视，重点太多，就等于没有重点，句句是真理，也就是没说出真理。

圣贤之说，不是一大批言论的堆积，而是有系统有重点的掌握，掌握圣贤之说，也需要人，人需要能正确处理问题和分析问题，也就是需要《中庸》的方法，或辩证的思维方法。

一个民族不要求人人都是哲人，但一个民族必须有一批哲人，或一个民族，有容许哲人生存的空间。一个民族有了自己民族的哲人，才能处理好本民族的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是必须会出现的，必须要处理的。

旧明末之前的，有皇帝的史实，就是以忠君为最高原则，一切都必须服从忠君原则。圣贤的地位算高，但圣贤之说也必须服忠君的原则，圣贤之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与忠君相符。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许是当时反击匈奴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民族处于危难之季，要求部分人作出牺牲，为挽救民族服务，是必须的策略，这种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的事，只是一时的策略，而不是永久的原则。

如果把一时的策略当成永久的原则，就象真实历史一样，长期坚持独尊儒术的原则，长期坚持忠君为最高原则，长期坚持统一思想，不许圣贤之间的争论，那么，部分人的牺牲，就可能转化成为民族利益的逐渐牺牲。

采取一时的策略，是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或困难，如果由挽救民族衍变成逐渐牺牲民族，那就真正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