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圣贤之言是真理，君主和上官是实践中出现的圣贤，那么忠君或听上官言，与行圣贤之道是一至的。又假定，君主是世袭贵族，甚至有不肖子孙，上官不是凭贤能任命，而是有用人为唯亲现象，甚至还可能有贪官污吏，那么，忠君和听上官言，就与圣贤之道有可能背离。

在儒教区，行圣贤之道，衍化成儒士或大儒强化士绅或大儒的地位，为了在官员前分得一点地位和话语权。整个儒教社会，行圣贤之道也只是童子或学子的口头呼声，在社会实际中，真正存在的还只是听上官言，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就确定了天下观念的格局，秦始皇易死，此格局却难死。

社会实际中，所有人听上官言，所有官员听皇帝言，这就是社会现实的根本现象。能听上官和皇帝言还要有资格，没有资格，要么就象高境界的道士样，超脱一切世俗的追求，要么就象流民样，自管生死。

无论圣贤之道怎样，都走不出利益的限制，有吃的，能生存下去，才能谈圣贤。其实上官也想救济灾民，也想行仁义，行圣贤之道，问题是要有经济实力。

不能搞好社会经济，不能搞好生产，就不会有实力，有了一点经济实力，也要考虑士族自己私人的利益能不能削减，在灾害年晨，所有上官都不想削减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就不会有救济灾民的实力，如果官员中有分享利益的潜规则惯例，许多普通人的正常利益也被官分享，就更没有实力办事。

意愿不能代替实际存在，即使是圣贤之道的意愿，也不能改变现实的，现实社会还是按其本来的规律发展。

秦始皇以后的皇帝，不断的用武力征服天下，征服天下更彻底的方法是征服天下人的意志，因为天下人的意志最难征服，征服了天下人的意志，就再也没有什么不能征服了。

问题是天下人的意志泯灭了，对官员的限制也没有了，官员可秉公办事，也可胡作非为，而官员与君主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明末皇帝与士族的利益就是不一致，即使都不顾流民的死活，士族也演化成与皇帝的争利者，最后有可能全都成为被人抢劫的对象。

历史的事实说明，圣贤之道可以借鉴，可以给人以启示，但不能照搬，行圣贤之道也必须建立在准确的理解之上，科学的做出结论。历史本来就是总结经验，作好当下的事，展望未来，如果对历史的认识都不可以，天下人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可以，只有上官之言可以存在，那一切都于零，不能让社会发展，相当于原地踏步。

人的思想观念有发展，或人类知识的发展是人类的重要特征，国人的生存意志被泯灭，就相当于精神奴隶，比西方的身份奴隶还要残酷，身份奴隶还有保持自己反抗意志的权力，精神奴隶则反抗意志都不能存在。

天下国人只要能活下去，就没有几个国人想造反。

东周时期，天下争鸣得那么利害，形成了许多派别，也出现的数百个著名学者，都没有出现因意见不同而兵戎相见，战争只发生在各国争霸上，东周时因见解的不同没有引发争端，各国也没有怕见解的不同而禁止争论或打压争论。各国不但没有害怕或打击各学派的学者，反而信任各派的学者，运用各派的学者，甚至给出国相的位置。

皇帝时期不但不许争论，反而将各种学派当成可能造反的潜在力量，没有认识到，国人发展了就是社会的发展，国人是自己的的力量。

皇帝有把天下国人当成敌人相待的心里，对天下人也行征服之行动，皇帝没有意识到，对本民族不可能行征服之行动，族民能被本民族的人征服，就离被外族人征服不远了。

天下国人，或本民族的人，是自己的力量，还是可能造反的潜在力量，这是治国的根本问题，也是圣贤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崇祯在十七间，救下近亿的流民，人口有超过万历最盛其间之势，这一亿的人，不是负担，而是天下的力量。

孔子之类的先贤，很少谈到国人的地位问题，但孔子表述过“苛政猛于虎”的观点，也就表示其拥有也国人的立场。孔子之类的先贤没有时间来表述对国人的态度，后来人孟子表述了民本思想。

孔子没表述的内容，孟子能表述，孔孟都没表述的内容，后人能表述吗？史实是后来人不但没有表述国人思想，反而忽视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社稷为重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一至的内容，问题是东周时能存在，皇帝出现后就被忽视了。

圣贤之道，有占主导地位的内容，有必须明确的内容，也有许多立场观点。

圣贤之道有许多观点，不是观点的集合，而是应把许多观点系统化，掌握其规律，明确每个观点有不同场合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