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是中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时期，当时有二种明显的趋势，是由满清那种刚起步不久的文化来迁制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还是中华的文化自身之力挽救自己，还是按自己的文化发展趋势发展。

满清统治中华，不仅仅是满族人取代了皇族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满族那种极端落后的文化观念影响中华人的问题。

明末社会秩序崩溃，而清兵刚好有强大的实力，由清兵来建立明朝后的秩序就成了必然，问题是满清没有象其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样，迅速汉化，而是满汉之分严重。

汉人士族中相当一部分力量首鼠两端，投机取巧，确实不值得信任。满清人少，即要运用汉人中的汉奸力量，又要提防汉奸乱大清的天下，满清刚入中原时，许多谋略或策略都处理得很好，但在处理满人与汉奸的关系之时却没有处理好。

要用汉奸时，释放汉奸的一切恶念，用完后，或满人政权稳定后，又把汉奸丢在一边，也逼迫许多汉人官员与满清政府斗智。正由于曾经一度允许存在的贪污行为，会损坏清朝的秩序而被有识之士发现，人的满汉之防更深，社会矛盾更激化。

此崇祯到了明朝后，用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了一股新生力量，是汉族中的庶族为主体的力量，在天下人求生存的愿望下，组建新的明朝。

虽然此崇祯在初期的军事力量并不比后金强，只是追求能与后金一战的实力或是败而不被歼的结局，但后来，训练更加精锐，火枪射击更加准确，小炮更加灵活，战胜清兵也不是不可能。旧明军也有许多军队能与后金军拚一拚，之所以败是总体指挥不好，后勤跟不上，被分割包围。

比清兵更难应对的是大明内容的汉奸力量的谋私行为，清朝与汉奸斗争的结果是文化走向极端。大明自己与那些汉奸斗而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必须用中华本来的文化观念战胜汉奸观念，不能走极端。

原先确定的四条战线，原先的两条主战线，内对农民起义，外对后金，到崇祯十一年之后，就不再是主战线了，倒是与旧官僚之战线和与自然之战显得更严峻。

大明利用满足族军队认怂之机，乘机一统南北，并吸收西域加入，形成中华同盟的地理概念。

中华同盟之所以能成立，当时天下需要结束战乱，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维持天下秩序。

中华同盟成立了，同盟内就会具有一种向心力，向心力，就是维护同盟与保护同盟的力量。

中华同盟，是由许多民族许多地域组成的，在具有向心力的同时，自然也会具有一种离心力，离心力就是要求独立，要求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离心力是一些强人或民族的上层人士，想自己掌握更大的权力的一种努力，民族的口号只是借用的一种方式。中华同盟内民族众多，有野心的强者，也必然会出现。

向心力还是当时的主流，大部分族民希望的还是天下太平，还是希望有秩序的生活和有秩序的经济环境。

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认为离心力不好就否定离心力的存在，那样会忽视问题的存在，也不能片面的强调向心力，而是根据这对矛盾，处理好这对矛盾的关系。

大明朝庭就是统一的军事力量，统一的贸易体系，以此为手段，促进向心力发展，减弱离心力的存在。

当时许多民族的军力不强，一个后金可以在北方称王，也个准噶尔，也有在西域称霸的趋势，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北部和西域长期的混战，不是发展之道。

贸易体系也是需要广泛的地域相联系，而不是单纯一个小地域就可以形成的市场体系。

当时的同盟天下，确实存在向心力的因素，中华同盟也确定朝庭与地方的分权制，应该一统的内容，大明承担责任，实行统一，其主要统一的内容是军事一体化和贸易体系一体化。应该独自己发展的保留自主权，其主要内容是经济文化生活。

当时许多加盟国，主动加盟中华，并不是单纯的屈服于大明的武力，因为大明可以把你置于盟外，也不会主动打你，加盟国主要的是考虑到自己国内的利益，自己国内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更大的贸易市场。后世中亚诸国也是别国征服的对象，与其被更残酷的国家征服，还不如在讲仁义的国度原则下一起生存发展。

当时同盟天下，虽然一统，但主要还是分为三块，即南部，北部，西域。南部以儒教区为主，北部以游牧区为主，西域以多种生产为主。

南北的联合，不仅是地域和人口的联合，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联合，南方也应学习北方的牧业，并走出单一生产的习惯，在农牧业的基础上大兴工商业，北方也应走出单的牧业生产，也要兴工商业，西域各地更应发展多种行业与拳头产品相结合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