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安全需要处理好内外部的事务，需要自身强大，自身强大的关键在于搞好经济，经济策略较好，多少能有个较好的结果，也能克服许多问题，如果能把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处理好，经济能更可靠的平稳发展。

人的生活观念与经济的关系很密切，人的生活观念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原先在旧大明或儒教区，朝庭强调普通人的为人之道。

儒教区原先有“圣人之道”和“君子之道”。圣人之道，现实的人几乎难以做到，孔子被尊为至圣之后，再也没有是至圣了。亚圣和许多半圣为尊为圣人，主要是由于其思想学说。

圣人也会有后代，圣人教导下的后代子弟就是君子，“君子之道”就是有良好教育的君子，有较好表现的为人标准，是要求没有圣人那么高，有人能做到的为人标准。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一个较高标的为人形象，一个社会应该明确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君子之道是一个为人的较高标准。

君子之道即使有些带有贵族性的不良一面，也是次要的，其主要内容还是好的，问题是君子之道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或出现了伪君子。

大明社会也还有一些真正的谦谦君子，更多的只是表面充当君子，实质上是更复杂的心灵，甚至是达到伪君子的程度。

大明许多青年学子，开始时确实是想立志做君子，也按君子的要求为人，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青年人的幻想，许多青年人都就得现实起来，既然不能为天下做想，那就多为自己做想吧！

于是明末出现的复社和一些复社的前期学社。这些学社的择人不是按照是否符合君子之道的为人，只是表面要当君子，实际上是按照当时的功名层次，名声层次，家庭出身的档次，只是当时的次等的准贵族才能入社。

当时的学社，不是自由交流，学术交流，而是干涉社会，认为自己就是君子，就是准贵族，就是应该指导社会，甚至干涉当时的政事，学社不但学社首脑要干涉社会，而且还强制所有学社成员也一些行动。

一个团体进行集体行动，本来也无可非厚，问题是团体大多数人是自愿行动，还是强制行动，甚至是为了某些私人利益而行动。

青年学子存在许多表面一套，做的又是另套。一些在官场上混的官员就走得更远，用好一点的话说，就是策略的灵活性与目标的一致性相结合，用差一点话说，就是口是心非，有的人甚至是地道的伪君子。

朝庭有过禁商的禁令，但朝庭的禁令只是让天下百姓尊守的禁令，官员则许多人都没有尊守，对官员来说，在对天下百姓禁止行商后，自己的商业更赚钱。禁商时期实质上就是官员垄断行商时期。

官员垄断行商时期，也不可能杜绝那地下商人的存在，地下商人是禁不绝的，也还有一些小商人的拾漏行为。总的来说，商人的总体比例太小，商人不但没有对社会的发言权，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学社和官员都是在原有制度下的弄权谋利行为。

此崇祯还在信王时期，就重在实行动，行动以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生存为原则，能为大家谋生存就是好办法。这种重实际效果的行动与那学社重空谈，在原有体制下弄权相比，就实在得多。信王时期的努力，不只是没有加强旧体制，而是在向天下人生存的新体制发展。

前几年，崇祯认为，伪君子是为人的反面，比普通的人还差，因而树立起普通人的为人之道，为人之道也同约法三章相简单，就是不偷，不抢，本份劳作，诚实为人。

学子、官员和天下君子、想争做君子的人，先拥有为人之道，有资格做人之后，才去追求较高的君子之道的标准，想做君子，先做好普通人。

与儒教区的观念不同的是北方的游牧区或渔猎区，北方的人没有什么圣人之道，和君子之道，少数民族对伪君子很反感，北方人重视的是武力。

北方人也不是天生就唯武至尊，而是长期生活的局面是这样，几千年来，北方都是不断的混战，最强的族群才有生存之道，其他的族群，要么从属于强族，或收编入族，要么就被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