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信孝”和前面所说的“天地人，和同仁，忠义礼”一样是中国文化前二千年中存在的重要内容，文化中的内容需要认识，不足之处需要弥补。

文化的不足之处，不是文化内容本身的不好，或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文化的偏重点问题。

近二千年来，文化的偏重点在于官方允许的内容范围内，出现这种局面，萌芽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的政策，形成于汉中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的政策也加强了文化受到官方控制的趋势。

崇祯心里还在说，特别是清朝，更是疯狂的进行文化封锁，除了一些认定的儒教内容，所有中华文化都当做汉家的内容，不是满清自己的，都在严禁之列。

如今讨论中华文化的内容，不但要认识并尊重中华文化的内容，而且应明确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围绕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趋势而发展，而不能只局限于官方的认识或允许的内容而存在。

中华文化是民族文化，而不仅仅是官方文化。

崇祯在明末就是想打破对文化的限制，突破四书五经的范围，按中华民族的需要而发展文化。

对“智信孝”的理解也应突破官方的局限，按照民族发展的需要而解说。

“智”是知识，也是智力。

知识是智力的基础，智力又促进知识的发展。对知识和智力的认识，对“智”的理解有重要关系。

知识是天下知识，不仅仅是圣人言，而是所有人类知识，且知识有体系。

知识体系也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对知识体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学科。

总的来说，有二种知识的分类，对知识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是，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分类法。知识是为了应用，知识应用也需要发展，发展知识需要基础知识，没有基础知识，知识体系就难以发展。知识不能广泛的应用，知识发展就会缺乏动力。

其二是，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分类法。社会知识是人类处理社会内容事务的知识，自然知识是人类征服自然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学问。两类知识相互促进发展，两类知识以及其交叉知识的发展构成知识体系的发展。

知识发展中必须淘汰那种圣人言就是知识，非圣人言就应排斥的观点。人类知识是全民的事，圣人有可能说错话，一般人也有可能说出真理。

“智”是智力说，“智”是掌握知识、理解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掌握全面知识的能力，不仅仅是军事谋略，不仅仅是政权对立中的谋略、方法。

小孩爱看打战的故事，那是小孩心里，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为了小孩的心里，社会发展需要生产技术，需要全面的知识。

“智”是全面的知识能力。

“信”是诚实不欺，是守信用，实践诺言。

在西汉之前，“仁义礼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到西汉时，董仲舒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成为五常。当时重视信的原因是什么就有待于考证，也许当时信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了。

现在的大明，信就是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旧的文官体系，经常谎报灾情以索取救济，欺上瞒下，贪污过手的粮钱，办事推萎，言而无实。

文官的所作所为，是只忠于钱财，不忠于皇帝之事，也不忠于天下之事的表现。

倒是原信王体系，现在的皇帝体系中的人员，还基本上能做到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