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更新观念又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方式。

人类最主要的观念是天下观念，天下观念就是在对整个天下的看法，人的生存观念，价值取向，是天下人生活生存的主要观点。

在先前的大明，以官方的身份来问一个人，“你为何而生”，可能会有大部分人回答，是为了“忠于皇上而生”，因为皇帝政府已完成了对天下人的精神征服，即使是即将反叛或准备投敌的奸臣也会这样回答。

书生们也许会说，自己是为了“按圣贤之道行事”而生。圣贤之道，实质上是官方学者确定的，带有选择性的单一儒家内容为主的儒教教条，虽然也挂孔孟之名，但后世的孔孟不是真实的孔孟，而是后人任意装饰的偶像式的孔孟，后世把全部儒家思想归结为三纲五常，而“忠君”是一切的基础和最高原则。

书生说的按圣贤之道行事与普通人说的忠于皇上是一个事件的两个面，实质类似。当时的社会存在这是这样。

此崇祯在文化运动中，提出一切事情都是互为条件的，天下万民忠于皇帝的条件是皇帝必须为天下万民着想，代表天下万民的利益。这就比原先的无条件的忠君前进了一步，天下事的发展也只能一步一步的走。

到崇祯九年之初，崇祯在一切事情都是互为条件的基础上再次提出，皇帝与天下万民共天下。

皇帝与天下万民共天下，当时主要有二层意义，一是皇帝也必须有约束，不是超越一切权力的超然存在，二是对皇帝与士人共天下的忽视。

皇帝不能为所欲为，必须为天下万民着想，必须当明君是对皇帝的约束，也是天下人对君主的要求。

原先士人与皇帝共天下，文士占据科举考试的全科名额。崇祯七年新科举制度，文士与武士共占四科之一的士科，文士的比例只占天下科举的八分之一，从事实上动摇了士族超人一等的特权地位，有更多的人能和士族并例在朝为官，为更多的人才走上为天下出力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监察院成为独立的系统，法科考试中许多新人比那些被四书五经占据了大脑的人行，许多庶族和平民进入监察系统工作，动摇了原先文士监察官的与官员相互包庇和官官相卫的局面，许多庶族和平民出身的监察官都努力为民请命和为皇帝效力。

大理寺系统也独立成一系统，排除了原先那种所有官都可审案的现象，审案议案必须由专门的人来审议，司法必须专业化和标准化。

讼师也走出了只有读四书五经的书生才能充当讼师的现象，而是所有对新礼法熟悉的考试合格的辩才都能充当讼师。

皇帝与天下万民共天下，就是要从伦理观念上巩固忽视或否定士族与皇帝共天下的成果，动摇士族那超人一等的地位，要求士族也和天下其他人样必须尊守礼法。

士族守礼法，才能让天下更加清明，让天下重视天下苍生，让挽救天下人的生命成为一种共识，更重要的是对天下大局观念提起更新的要求。

乌斯藏地区与蒙古地区有点区别，乌斯藏地区的种植比蒙古地区的种植多。种植业的发展也有很久的历史，汉朝时种植业就开始传入雪区，唐朝更是全面移植中原的种植业。雪区社会也相对蒙古地区较稳定，很少有外敌入侵。

古代人的出生成活率很低，生病也是常事。藏族在高原地区，有更多的意外，牧群的病虫害，种植的收成，都靠天靠运气。

藏民生活得并不太好，藏民的生活物资即使有所剩余，也会把自己的剩余财产献给寺庙、献给佛，因为藏民的天下观念就是依靠神，所诉求的就是神或佛的保佑。

蒙古人也信佛信神，在信神信佛的同时，也信武力，认为武力能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