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索过者，可以把一此争议大的原则放在以后慢慢理清，一些争议不大的原则可先做了解。

现在是初创时期，规则较简单，必须面向许多规则体系而制定规则，体系也随着事务的发展而扩大。

有的官吏是自私自利，事务中执行二重标，对规则执行的不好，有的官吏则是认识问题，理解不同，作法也不同。

官员中有人的认识有不同，是常事，小朝庭中也有争论，也有许多事情的意见不统一。崇祯很清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后才能达到共识。

小朝庭毕竟是经过选拔的特殊人才，还是有些事能达成共识，现在列举一些能达到共识的内容。

人类社会是向文明发展的，凡是走向文明的行为都是好行为，追求野蛮的行为都是走向落后的。创造人类文化就是走向文明之举，毁灭人类文化就是走向野蛮。

个人与社会，或个人与群体是有区别的。尽管弱内强食，丛林原则是野蛮落后的标记，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丛林原则，从个人角度来看，还是可能暂时存在，从社会或群体角度，丛林原则不可以存在，社会就是需要秩序和原则。

人的生命是人道的重要原则。贵族对贱民生命的歧视，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生命的歧视都将逐渐被淘汰。

道是人能生存生活的道，是一个有一定区域的生存空间，即有两边的界限，又不能是太狭窄的小道或只是一条线。道必须是适合人类走，没有界限也不成道，一般而言，道越宽广越方便人类生存。

道有多种，一般的社会之道，应宽容放松，有利于滋生新生产门路和新思想。一些特殊之道，则需要统一意志，如军事之道，需要行动迅速，整体行动。

有些内容，争论不可避免，但在一定的范围内则应该统一认识。如有些内容应在小朝庭中统一认识或保皇党中统一认识。

凡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应去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应努力去做得更好，尽力就行了。

天下是发展的，努力追求的是未来更美好，而不是儒家所说的去复古，认为古代某个时期最好，全部精力去追求一个古代不存在的境界。文王治理西歧，虽然是最好的治世榜样，但也只是做到了人人有吃的，物资远没有大明丰富。

除军事等少数特殊行业，一般的社会行业，还是要包宽容之心。世界在一定时期内都有过反对不宽容的斗争史，中国也应反儒家的排它性。

儒家不但排斥一切非儒家思想，也排斥儒家的各种派别，西汉时，政府就废弃古文六经，采用今文六经，以后历朝历代，都只允许政府支持的，维护士族的儒教思想存在。

其实孔子当时只是保存和继承中华文化的承传，并广收学生留传中华文化。儒家大学者也广泛向各种有思想和有能力的人学习和询问，没有排斥其它思想的言论。只是汉武帝之后，儒家才演化成为儒教，才具有排它性。

现在想打破儒教的排它性，光有和后世四五时期那样，说打倒孔家店还不行，还必须有现行的主流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想打破儒教的排它性，只能用一种思想抢占一些儒教原先的阵地，也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在灾难的历史时期，没有能力展开急风暴雨式的大斗争。

所以崇祯想在儒家思想范围内，再重视一个派别，就是源自于王阳明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泰州学派的思想是儒家范围内的，在当时有一定的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思想。突破儒教的排斥，只能一步一步的来。

主流儒教，提倡“圣人”“君子”，追求绝对的完美，可实际中，却无人能做到完美。

在现实中，儒教提倡的“君子”出现两个极端，不是出现傻君子，就是出现伪君子。懂仲舒把“信”加入“仁义理智”之中，成为五常，但二千年后，为人的“信”字却很难做到。

突破儒教的限制，重要的是突破儒教的思想观念，儒教眼里，只有士族才配为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社会发展需要大部分人都有为人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君子之道，一般人的为人之道或为人之道的标准原则是当时社会必须的原则标准。只有大部分的都尊守为人之道，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泰州学派的思想就是当时最接近普通人的为人之道的思想，崇祯布置小朝庭宣传泰州学派的思想，就是想建立普通人的为人之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