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营还是由京营整顿，新军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皇城。御马监由新军指导，御马监四营共还有六千五百人，先抽调三千二百五十人组成为二营，按新的训练方法训练，造就即能骑马，又有新军的战斗力的新式龙骑兵。另三千二百五十人也编成二营，按原先职能训练，培养能在马上冲杀或骑射的骑兵。

武将做到真正的单例，建立独立的指挥体系，特别是从文官手中夺取后勤装备权力，是朱弘在崇祯元年力夺大权的重要内容，现在成立的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以及二部运行情况是关系到自己整个自救计划成败的关键，任由文官掣肘就必败，能从文手中独立出来并好好运行就有可能胜利。

皇帝体系的人必须小心行事，必须掌握军权，必须成功掌握、并完全掌握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国家和天下的事务，必须按天下的整体要求而定，而不是由文官或士族阶层的利益而定，天下人的行为由天下人定，而不是由士族来定或由四书五经那几千年不变的原则来定。

成立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时，朱弘心理做好的准备，如果文官坚决反对，阻止不让成立，朱弘有必要与文官决裂。选择在魏忠贤专权后的一年赶紧成立，也是由于文官受打击后，还没有恢复之时。好在文官只会嘴皮子，叫得利害，而行动不足，没有采取一至行动制止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成立和运行。文官只是心里上反对，并没有群起而攻，崇祯政权也能平稳过渡下去。

崇祯元年最大的民政事件是陕西遭灾，旱情特别严重，全年都无雨，已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崇祯元年夏季，陕西灾情报到了北京，陕西全年无雨，以延安，庆阳，平凉三府严重，延安府灾情最重，庆阳次之。奏章上说陕西出现“父弃其子，夫鬻其妻”的现象。北京的文官集团收到上疏后，都说要救灾，但议来议去都说无银两，也提不出什么救灾方案。看来文官议事都能引经据典，都想体现水平，办实事能力则不强，说话都是模棱两可，谁也抓不到把柄，但也看不到可执行的内容。救灾的时间紧迫，最后无法，朱弘从内库中先拨银十万两先救燃眉之急。

近一月之时，朱弘收到信息处的报告，十万救灾银，从北京起就开始层层扣克，到陕西购粮救灾之银或灾民得到了的不足二十分之一。朱弘想了想，在另一个平衡世界的崇祯初年间，减免二年辽饷约20万，加上库银10万，截留杂项辽饷1.4万，共三十多万救灾银。延安仅得3004两，庆阳得880两。现在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救灾款到灾民身上，也就可信了。（见注释）

二十世纪贪默救灾款是最大的问题，可现在明末的的官员，自己不娟献，照样层层抽过手的救灾款，灾民的死活与其没有一点关系。如此的官僚体制，朱弘能做什么，朱弘能利用此官僚体制干什么，有必要救下这个官僚体制下的众官吗？

在另一个时空，常常有人说会官逼民反，可事实上除了官逼民反外，还存在官逼兵反或上官逼下官反。更确切的说，明末已腐蚀严重，普遍存在下层军官或士兵承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现象，以及无法生存现象，虽然大部分军队都在忍受，但也必然有极少部分军队暴发反抗，反抗的军队不是出于义愤，就是忍受力较差，也有可能是个别地方的压迫者特别残酷。

反叛的军队有的加入反叛的农民军，有的是农民加入反叛的军队，明末的农民反叛因为有军队的加入而难以平定。明末的社会，对军队管理不善就必然出现军队暴乱，对灾民没有救济就必然引起暴力反抗。早期的王二和王嘉胤，后来的孔有德，都是例子，王二是农民自发的反抗，王嘉胤是边兵有组织的起义，孔有德是形势所逼。孔有德原先没有必反的原因，其反叛一是当时社会所逼，另一是自己不愿忍受压迫。

人无全人，有缺点的人任何时代都客观存在，治天下者就是要造就有缺点的人的缺点被抑制，不能让其无限的发挥，甚至不让其发挥。治天下的人也要让有优点的人的优点不要隐藏，而是要发扬。

朱弘左想右想，不能让事态按原来的轨道发展，有些事是可以改变的。

准备多时的招收民工的队伍该加速出场，检验其功能了。原先虽然组建了民工的管理队伍，但由于不知那里的灾情最重，想暂缓一步，再加上人员紧张，工作队多用在向南方收购粮食和在长江地势较好防守的纤夫居住区建粮仓，派往招收民工的工作队极少。现在工作队工作了几个月，也基本熟悉了工作任务，可转向招收民工的工作了，现在要大力加强民工建设队伍的民工招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