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可能有点军阀思想，但袁崇焕也没有证明其就没有军阀思想，但朱弘不怕，因为袁打后金还是坚决的，即使是袁把辽东军的几万人训练成袁家军朱弘也不怕。

其实辽东存在辽东贵族问题，尤以祖姓与吴姓军事集团显著，是以后辽东军的主要军事贵族。袁崇焕改变减免辽东赋说政策，也许只是为了笼络辽东地方豪强的策略，这说明袁崇焕不可能把辽东军训练成为袁家军，另一方面也说明，袁崇焕需要付出更多心思才能驾驭辽东众将。

好在袁崇涣有宁远之胜，平时统军也较好，众将也服，基本上能驾驭辽东军。另一时空后来的洪承畴就没有袁崇涣那个程度的统领辽东军的能力。在松山战役中，有人就是不顾全局，未败先逃，只顾自己保存实力。整个辽东的松山战役，洪承畴即要对清兵做战，又要与当时明军众将的心理做战。松山之战，洪承畴即败于清兵，也很大程度上败于明军众将。

回到当时的明朝，袁崇焕即然提想回宁远，朱弘也放胆使用，在使用用的同时也提出了三点，1、早点修好大凌河堡以巩固辽东战区。2、肯定以城堡为依托，以大炮配骑兵的战略。3、不轻易与后金主力决战，能保持五年不败就是胜利。

朱弘的第三点就是争对袁已说出了“计五年，全辽可复，”的话而说，就是要减轻袁的心里负担，到时五年不能复辽而出现冒险的极端之举。众多的武将中，有人说出一点忽悠人的话，没有必要象彼崇祯样那么计较，即使是第一类的关键要物也难免说点大话，何况只是第二类的重要人物，说点大话，不听就是，或当安慰人的话。其实朱弘需要的是时间，五年不败就是胜利也说得过去。

再说袁崇涣，袁在四品文官时冒自己被处罚的代价杀了副总兵，朱弘是觉得情有可原，因为副总兵确实贪污了，而袁崇涣要杀毛文龙则感到不应该。所以不给袁节制毛的权力，避免袁做出最受争议的事。

后来朱弘也想清了袁想去辽东的原因，新军还不被众人所了解，原先的百万屯田军已经不算军队了，只有辽东军有点战斗力，九边次之，其他都不算什么军队。在原先观念下，掌握了辽东军，就掌握了大明的主要军事力量。看来还是要想办法促进袁崇焕的观念发展。

通过与袁的对话，更确定了只是让袁去辽东独当一面的想法。其实袁崇换比孙承宗更适合在辽东，袁崇换能管理到兵，适合任前敌总指挥，孙承宗全局观较强，但只管到将或军官，适合为帅。袁崇换选择辽东，也影响到朱弘反思关于北阻后金与蒙古联系的战略。看来必要放慢战略布置。先确保长城或蓟州的防预战略，再确保长城外围，长城外围应做为第二步。

袁崇涣选择辽东，就确定了以孙承宗为帅，袁崇换前敌为将的军事结构。那谁能到长城以北的蒙古主持军务呢？象高第那种未战先逃的人就绝对不行，那是浪费钱财。

有许多人把后金当做一般的边民，而没有真正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冷兵器之最的程度。后金兵即有匈奴、突厥、蒙古人之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功夫，又有中华帝国的策略谋略。

后金兵从十岁起就开始强化训练，比匈奴蒙古人的自由练习强化得多，匈奴、蒙古从小就练习骑射，能出些骑射高手，但后金的强化训练则会出现整个族人集体的强手。后金更是跨越部落之战的形式，野战是从部落中抽调出的最精锐的兵组成八旗，比以前北方游牧民族的以部落为组织之战更加精锐。后金人对中华帝国的军事谋略，也掌握较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涉及很深，是这方面的天才。

后金与宋时的金国的军力也不可同日而语。金国攻南宋，屡攻不下，即使偶尔攻进了南宋，也站不稳脚跟，不得不撒退。在另一个时空，清兵占领北京后，抢劫到大量的金钱和粮草，又争取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力量壮大了许多，具备了向大明任何地方进攻的实力。清兵与拿破仑攻占莫斯科而无力进攻其它地方的局势也有本质的不同。宋时的金国绕幸灭了北宋之后，即攻不下南宋，也无力打下西夏国等地，对蒙古也征而不服。占居北京的清兵则有攻打当时东亚何军事力量的实力，李自成，张献忠不是对手，继承明朝体系的南明更不堪一击，就是称霸中亚还想东征的强国准咯尔也不是清兵的对手。

对冷兵器之最的强大军事力量，想通过单纯的谋略或什么额外的武器获胜是不可能的，必须全面的应对，必须综合军事、政治、经济、谋略和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才能战胜。在军事上，也必须训练从基层到中级高级的能胜任的军事人才，且不得有掣肘。军事情报，最高层作战的决心都是军事力量的因素，任何一项比不过后金都是与后金作战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