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心想，尊守封建体制是死胡同，即使封建体制的道统还在也行不通，何况封建体制的道统因党争而失。体制问题必须考虑，问题是历史上考虑体制问题的代价太高。王莽的体制，先不说好与坏，单纯其必须先取得皇帝位，才能谈体制问题的代价，就是中国历史付不起的代价。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考虑，而皇帝一人无法做到算无遗策的制定体制，所以必须众人集思广益，必须博采众议，共同思考体制问题。朱弘现在可运动的力量主要是秘书处的人。

文官系统，主要是利益的调整，存在只顾眼前自己的小集团利益与兼顾天下各阶层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文官集团的利益，其趋势是体现士族、或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的士大夫集团的利益自私化，以维护士大夫集团的私有利益为天经地义之事，就是在文官集团内部也分为多个集团，各集团只要自己集团的利益，不顾其他文官的利益，其体现的主要是党争，特别是是东林党，一切都以其党为原则，是东林党的人，一切都好，不是东林党的人或事一切都差，都要排斥。

朱弘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想办法扩宽文官集团共同利益，扩大社会基础，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以及维护整个民族或天下人的利益，实现利益共享，不要只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必须要抑制内斗和倾扎。

问题是农业是彼此独的经济实体，人人都都只看到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更远更长久的利益，更广泛的地主阶级基础在经济基础上就不存在。所能做的只是说明照此形式发展会有怎样的恶果。

在大朝庭中，朱弘对众臣说：“太祖时期说过：‘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救济斯民的条件是立纲陈纪。如今，是灾荒时期，也应努力救济斯民，救济斯民的条件也是立纲陈纪。现在的纲纪就是少一点争斗，多一点合作，少一点党争，多一点共识。

现在处于灾难期，灾难期必然是社会总产出减少，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就要求众人都接受少一点的收入，要求众人行仁义，共渡难关，众人都活下去，而不是争斗，只有少部分人保持原先的收入，其他众人的收入多少不管，最后，最下层的流民就只有饿死之命运，逼得流民在死前愤而造反，用命换粮，许多有钱有粮的大户和官府都被攻破，包括大户和官员在内的无数人被杀死。

争斗的最高境界是妥协，众人在妥协下都生活下去，而不是不死不休，我礼仪之帮的华夏，就是要讲仁义，在实施仁义，就是要确立或建立了众人共渡难关的纲纪，以救济斯民，那种不死不休的争斗是不知礼仪的夷狄之行为，不是我们中华人效仿的类型。”

士大夫阶层都是一些有功名的人，功名就是读书人在科举考试获得的从秀才到举人、进士等一系列的荣誉和从业当官的资格。士大夫大多都很自负，认为只有自己是天下最懂道理的人，明明只是一点书本知识且是二千年前的书本知识，却总想把持天下，思维灵活的年青人如果想求证士大夫所说之事，士大夫反而用权威宣称‘是为了你好’，或‘你对我的人品还怀疑’。你去对他讲道理，反而会森严壁垒的自己防卫。现在要让士族明确党争与相互倾扎的害处又不能直言。看来只能通过办报，慢慢来影响。

地主阶级就是有田地的人，可中国的天下的不抑土地兼并，在土地兼并下，有土地的人可能变为无地的人，无地的人可能变为有地的人。谁能够由无地变成有地，就看谁有地位，谁有权力，或者说谁有天，明朝的天，就是谁的官大权大。党争，争来争去就是为了争天，因为有天就有地，有地就有钱财。

士大夫层或士族集团就是没有看到这样不要命的争斗是处在小冰河期的年间，争斗会加剧危机的爆发速度，会造成无数的农民破产，会造成许多田地无人耕种，也会造成国家或朝庭的事没有人来思考，没有人去做，会造国家财政破产，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没有活路农民挺而走险，会造成边境民族为了自己生存也挺而走险，来中原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