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在朝中谈些四书五经、或仁义的的内容是想缩小与文官的距离，争取团结一致办事，朱弘的原则就是不放弃，就是争取左派，团结中派，打击右派，左派太少也要争取，右派太多则打击出头鸟，即使开始时的实际结果不太理想，只要努力，也希望能得到改观。

朱弘在对文官努力争取的同时也对文官提要求。

在大朝堂上，鉴于官员习惯于八股文，几千上万字也没有体现出所奏何事，只是在卖弄文笔的优美，特“诏令奏章务必简练”。对文官系统想办的事，只要不违背天下大义，即使可能没有什么实效，也只是顺文官之意，如“定畿辅料豆本色折色比例”，“定辽东地课税则例”之类。后来有关大朝庭事，除了自己必办事务外，都对文官想办的没有什么危害的事顺文官的意，因为这样能减速少皇帝与文官的摩擦，降低内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办实事上。在崇祯元年的事务中，文官想办的事中“核查太仓银库”之事与打击贪污相结合，还是有点作用。

朱弘在小朝庭中对秘书处的众人说：“建立国家必有政权，有政权就在国君与国人之间必有中间官吏，启用有知识的人担任官员本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问题是有利必有弊，有知识的人有能力，也有其缺陷。知识者的缺陷主要是什么呢？借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会‘以智诈愚，以强凌弱’。有缺陷不要紧，问题是不能把缺陷放大，现在就是文官政府把自己的缺陷放大的时期。朱弘现在需要做的事是抑制文官发挥其缺陷，争取发杨知识者优势的一面。

所有国人或所有人，都存在权力与责任，官员也存在有权力与责任。官员的权力就是办事的权力，官员除了办私事外还必须办好公职范围内的事，这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明朝有的文官较称职，能较好的履行职责，但明朝文官有种趋势，争取和维护士族较好的利益，甚至是争取自己私人较好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官存在履行公职与争取私利的矛盾。由于地方上的权力都在官员身上，官员怎样做，没有监督，或监督不到位，官员即可公开秉公办事，也可暗箱操，按自己的意愿偏向自己想偏向的人。

秉公办事即是职责，也是义务，为私人谋利益则是其利用权力的地下操作，地下操作的为私人谋利益即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贪念，客观原因是环境造成一些人不得不照顾谋些人的利益。

我们需要做的事主要有三，一是加强监督，争取更多的事务处在光天化日之下，减少暗箱操作，抑制人的贪念。如监察御史应为民请命，为民而监督，而不是为党争而发言，为自己而监督。二是调整一些事务，减少一些必须贪污的环境或促使贪念生长的条件。如对一些文官习以为常的循例和漂没，下级向上级奉送的年敬、节敬等，明确确定为非法，明确禁止。三是给秉公办事和不贪的行为称腰，宏杨正气，使海瑞类清官不再孤独。

大明王朝的众文官，按封建道义，上限制不称职的君王，下限制不称职的官员，维护封建道统，也有可取之处。问题是现在处于灾害期，本来按封建道统，所有人都必须承受损失，所有人共渡难关，可士族官员就是坚持士族高人一等，不愿承受损失，承受损失的是其他人。后来即使是把其他人当做不存在，不需要生活物资的人也不能满足士族原先的收入，士族于是就限入了严重的党争，党争争的就是想维持原先的士族拥有的那种高收入，党争者却不知争来争去不会增加社会总财富，甚至党争的结果就是灭亡。

我们的努力就是要认清当前的形势，有效的抑制党争，通过一些手段调整文官的体制，使文官在履行公职与谋取私利中，对那些会造成谋取私利的一些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整或控制。我们应该从体制上着手调整天下，而不要单纯为某件事而介入争端，甚至用尽全部力量。为了谋种事业或利益，努力冲锋或争取的人需要，社会上有向各个方向努力或争取的人，我们要做的是考虑好体制问题，不要轻易介入任何一方，更不能介入党争，我们是调整者。

除了封建范围内的问题外，整体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士大夫或文官只会从现在条件下考虑问题，我们则必须从整个历史或整个民族中考虑问题。现在的体制存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认为武人是祸乱之源，很长时间来，文官都习惯于抑制武人。现在的时刻需要武人保卫江山，文官不可能，也没能力恢复武人的地位和战力，必须我们自己单独建立武力系统。二是文官的知识太局限，只是有四书五经范围内，或所谓的圣贤范围内，不知生产，不懂全面的知识。这两方面需要我们来弥补，我只能定个方向或大致内容，需要作用的事很多，需要大家各自努力，我也相信大家会做得比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