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按朕所言，文武分班。现在需要的是举荐武官。”

对举荐武将，在朱弘的威逼下，众臣说了一些人，大都是督抚级的大官员，袁崇焕在辽东战出了名声，袁崇焕也有人举荐。有点意外的是居然女将秦良玉也有人举荐。朝庭气氛是有点活跃了，但都是众人都是凭名而举，或是打过战的人而举，举的都是别人，也生怕别人举到自己，可见谈后金就变色的程度。

朱弘已清楚，现在文臣不存在了个能总揽全局的大臣，重要的事还必须自己拿主意。

“众位爱卿”，当时皇帝的礼仪还在，朱弘站起来叫了一声，众臣还是逐渐安静了下来，等了一会儿，静了下来后，朱弘说，“众臣勇于为朝庭举荐将才，郑心甚慰，推举的人中，有许多的督抚大员，那就继续留任，孙承宗，袁可立二人由于现在没有职务，闲置在家，可速招来。袁崇焕也可速招来，必竞在辽东打过胜战，且年纪也不大。我朝就是要大胆起用年青一点的新人。”

散朝后，朱弘留下了大学士李标、钱龙锡，朱弘与之再谈，一是对李标、钱龙锡等人的内阁表示信任，二就是要让李标、钱龙锡协调好兵部与五军都督的武将系统的关系，让其相互配合或相互监督，三是问了问一些年青点的人的现在情况，如卢象升、孙传庭、陈奇瑜、洪承畴、扬嗣昌的近况。

另一时空的崇祯，在位十几年，十几年时间里长期处于与后金和国内农民军的两线做战的状态中。现今，后金之战不能回避，与农民军之战则应尽量避免，则可能集中精力与后金一战。

回避与农民军作战，并不是农民军起来了，而后不战，而是在农民军还没起来之时防止农人军起来。农民军的主要人员是农民，农民其实只要能活下去，甚至是只要有能活下去的希望就不可能造反，农民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或者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求的只是多活几天而已。

宋朝时，那里遭灾，就到那里招兵，即增加了镇压的力量，又减少了农民军的来源。其方法虽然可取，但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在遭灾时期。苏俄的余粮收集制也无参考价值，因为自己手中没有力量去收余粮，无偿的收集余粮也会造成当时人的价值观紊乱。现在需要的是综合全国的力量，尽可能的收购粮食，救活灾民，给农民以希望。而能执行自己收购粮食的力量，只有原信王府那点力量，好在现在可以公开招人，可以扩大自己的力量。

彼崇祯在上吊之前说过，“文官人人可杀”，那是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腐蚀状况的愤怒。其实国家政权与官僚体系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的一条战线，彼崇祯到即将死时才认识到，此崇祯则现在就认识到。好在官僚体系在名份上应听皇帝的，只是在暗地里搞些小动作，皇帝与官僚体系的战线处于明战还是暗战，或处于何种程度的战争状态，皇帝基本上可以自己控制。现在需要稳定朝局，暂时不应开战。古代有的君主一上来就开始整顿，朝政能迅速清朗。现在大明的文官体系不是一个小问题，必须慢慢来，先不开战为宜。要象反击魏忠贤集团样，慢慢的解决文官问题，且时间远比处理魏忠贤要长得多。

真正更重要的战场是人与自然之战，也就是天下人的生存问题。

对于当今四条战线，先稳住与官僚战争的战线，守住后金的进攻。集中力量救济灾民，以最大限度减少农民军的兵源。对绿林或农民军愿解甲归田者，促其归田，对极少数顽固反判者则迅速剿灭。解决农民军问题后，再解决吏治问题，或后金问题，二者选其一而先解决。最后为解决天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条件。

具体策略，是强军和稳定经济，或二者兼顾，其它事项辅助。而皇帝处理好与士族的关系又是强军和稳定经济的重要条件。

强军与经济两项内容，许多以前的人也能看到，但要有所突破，就要有所不同。强军的有所不同是在训练的基础上，研究武器生产和战略战术知识。经济的不同就是不能仅仅把观念放在多占地方多收税上，而是必须介入生产或组织生产。在一般年晨，倒也可以在家庭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收税，但在末世社会，许多家庭都走向破产，仅仅是收税是不可能解决财政问题，而是要组织生产增加税源，甚至要发展生产能力。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生产状况又经济的重要因素，明末的生产状况是许多家庭破产，许多田地荒废，明初有能力兴修的水利，明末维护能力也没有，所以明末的生产，必须有一股力量在组织。

军事上，军备荒废，号称的百万的大明普通军队，无一点战力。边军和辽东军有点战力，却不稳定，边军还经常有哗变。边军哗变或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士兵的生活费用被贪污，生活不下去了。贪污士兵的生活费即有文官，也有武将。可以说，整个大明军事部门，武将都处于贪钱的状态中，而朱弘的定义，凡是有贪污的军官都不可用，要么就改正贪污行为，要么就放弃武官职。边军哗变之兵大部分都加入了农民起义军，这也是农民起义军难以围剿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了有军事训练基础的哗变军士进入起义军，又救助灾民活下去，单纯的顽匪和强盗则不可能成大势，大明也可减少一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