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本来有客观社会力量基础上形成的势和主观意志力量基础上形成的势。管仲利用了社会存在方面的力量基础上形成的势，也就是说利用当时天下诸候求生存，求秩序，反北狄的天下大势而首霸中原，到战国后，势派的发展走向了尊重主观意志基础上的势，尤其是强调君主的权势。

管仲是春秋初期的人，可以说是法家之祖，法家到战国时发展形成法、势、术三派。秦亡后，法家学说在明面上被中断。

秦以后，历朝都有法，但法成为一朝内固定不变的成法，既无学术上的发展，也几乎无实际上的变化。势和术则成为密不示人的谋略之术，也没有学术上或明面上的发展。

其实势也有尊重客观社会力量基础上的势，和尊重主观意志基础上的势，只是认识和掌握客观力量基础上的势较复杂，也难认识，而主观意志基础上的势，尤其是君主的权势较明显，也较易认识。秦亡后，从理念上，放弃的法家的发展，也忽视了客观社会力量基础上的势，而重视帝王将相的谋略基础上的势，总结历史也只是评说谋人谋步的失策。汉以后的许多朝代的末代君主都想利用自己的权势挽救自己的王朝，却总是失败。

另一时空中的彼崇祯也很有权势，也想拚命挽救大明朝，结果却没有认清当时社会力量基础上的势而亡天下。

天下大势是天下人或天下人的集团力量基础上的运行结果，天下力量的运行与其运行的目的相关，也与达到目的的手段相关，天下力量运行的目的和手段又涉及文化习惯，文化习惯又与民族精英的努力相关。

在东周的春秋以前，“社稷之功”与“王化政策”有相当的地位，秦以后就很少提到“社稷之功”了。“社稷之功”实质是就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探索衣食住行之“社”和从生产的角度探索人类的衣食住行之“稷”。最好的社稷就是“王道”，传播最好的社稷就是“王化政策”。人类的衣食住行之道就是人的生产生活之道。天下大势也必须是从人的生产生活中观察所得。

天下大势决不是那种超自然超意志的内容，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类的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是一时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必然的趋势，天下大势也不单纯是关键人物或帝王将相的谋略。天下大势是一门有待总结认识的学问。

天下之人或社会之人太多，一时难以观察清楚，所以有人将天下人分类或分阶级，陈寅恪是较早采用阶级分析的学者。阶级的分析方法就是将天下的人分为几个阶级，分析起来较易，理解也较清晰。当时大明的阶级主要是地主阶级或士族贵族做为统治阶级，被统治者是天下普通农民、工匠和普通劳动者，在士族与农民之间有一个力量较小的阶级叫庶族。

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利于看清一个时代的具体大势。当今明朝天下的形势，最主要的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以中小地主为辅助的地主阶级把持了生产资源，与天下体力生产者形成对立之势，且对立得几乎无任何力量应付任何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加剧了这种对立和内耗。建州女真走了一条极权之路，就是征服本族族民为奴才，然后共同对外抢劫而活命。建州女真现在成为大明的主要外患。

建州女真走出了一条抢劫之路，大明国内贫民却没有路，在自然灾害前，国内贫民只得按历史上的规律，形成以流民或饥民为主体的，以盗贼，土匪，绿林，兵变后的乱兵等人员参与的国内农民的反抗大流。广大下层百姓，无论是否意识到，都是那种“余及汝皆亡”局面。“余及汝皆亡”的意思就是被统治者在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活不下去了，想与统治者一起死亡的局面。在内斗两大派相互消耗得差不多时，社会就象罗马帝国晚期，只需要一点外力就能打倒，罗马晚期日耳曼人来了，正在那时的中国，满清来了。造成那种局面，拥有文化的士大夫层负有主要责任，对没有文化的下层百姓，则几乎对当时的局势无能为力。其实，无论强大的外敌，还是国内农民反抗的大流都有可能导致王朝覆灭，而明末两股势力一起暴发，大明则处于最危险的境况。

除了内部反抗和外敌外，还有一条不可忽视的战线，就是皇权与士族或皇权与士族中的贪污群体的战线。从明太祖始，就与贪污进行了不断的战斗，只不过这条战线时隐时现。皇权与士族中的贪污群体之战线较复杂，表面与实质的状态也多样。一个新皇帝，有的先整顿朝纲，有的则与士族妥协，当然整顿朝纲也有可能象犁庭扫穴样迅速见效，能兴盛一时，但也只是一时的兴盛，而且要看是怎样的时期才能自我整兴。

所有这三条战线都是另一条战线导致的，另一条战线就是人与自然之战。如果人能从自然之中获得足够的食物，建州女真不一定会走上拚命之路，国内反抗也不会那么激烈，士族的贪污也不会显得有那么大的危害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