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壮》里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解》里说：“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革》里说：“君子豺变，小人革面”。

《周易》里表述的“君子”与“小人”，无疑是两大阶层的对称，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周易》里建构的二元政治行为模式，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体制架构。这种体制设计，突出表现的是“君子”对“小人”施行“仁爱”的道德治国理念。这在《剥》篇里表现的很明确。

《剥》篇是借“剥床”以喻政治上不断向坏处转化的过程，即由量变到质变的现象。这种量到质，是通过“剥床”的不断的剥蚀侵害，达到整个物体的彻底损坏，这是借“床”的剥蚀侵害来比喻国家政治不断遭受损害而导致出现国家衰亡的危险后果。作者最后指出这种问题的结症在于“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里的“君子”就是指整个统治集团，即那些有国有家有身份的贵族阶层。正是这些人占有了劳动成果。而劳动人民（“小人”），没有得到劳动的硕果，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若不解决这种危机现象，不能摆正“君子”与“小人”的利益关系，就像“剥床”由“以足”、“以辩”到“剥床以肤”，整个王朝的统治大厦将彻底腐朽而倾覆。《周易》里的“君子”与“小人”这对政治概念，无疑是让统治者摆正与民的关系，即《周易》始建的“民本”（“有孚”）理念。《周易》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政治内涵虽然不同于后儒给“君子”与“小人”贴上了天经地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标笺。但又不能不承认《周易》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政治概念是后儒学上的源泉，后儒发展了这一政治概念。

“君子”与“小人”即统治与被统治上的这种二元政治的思维方式，是来自于仰观与府察天地的感性认识的结果，也是氏族家长制下思维的延续。

《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对概念一经出现，就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性，随之而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理论模式。“小人用壮，君子用罔”。也就源出后儒所谓的“劳心”与“劳力”这种并非是对社会分工的理论论述，而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理论思想。也就源出了“天尊地卑”等级制度的理论根据，也终于为帝王辅平了不可逆转的家天下专制的统治道路。

“君子”与“小人”这对政治概念，自《周易》建构出来后，通过后儒不断的诠释，为王权制度建立了“超稳定”的政治理论基石。也不能不说这是内陆性大疆域下的农业之国特定下适宜的政治统治基石，与西方古希腊城邦式的商业政治模式完全是个不相同的政治理论。???

我们已知西周的社会制度是宗法分封制,像金字塔型的统治序列。周王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称天子。周王是通过宗法分封来实现维护宗族政权的统治。但这种宗主式的分封制，无疑使周王撑控天下独断权力也随着分封而分割。宗族里的王公贵族和有功的臣属都得到封地，又建立起自己的宗族政权。虽然小宗对大宗，是有着宗主的政权关系，但分封制里的层层分割，又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自己的宗族体系与势力，无疑周王政权最后成为一个空架子在那里。这就形成大大小小宗族国自己的王国自治。也就形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宗主，这些宗主无疑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又是君主。在自己努力范围内，一切人都必须臣属于他，这就是宗法分封制（即封建社会）的后果。而不同于帝王官僚体制，分封制下臣属只对自己的主子负责，而并不对诸侯国君和天子负责。而帝王官僚制是皇帝派出的管理机构，皇帝随时派出，还可以随时撤换。分封制度无疑能抑制王权一统专制政权的形成，而后封建帝王社会里没有了分封，也就没有了贵族（“君子”)分治，因没有了贵族集团，也就无法避免集权专制**的出现。

西周一旦分封完毕，经过几代王的过渡，‘天下’已是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类同于欧洲的封建时期的封建领主那样，相对的是独立的王国。西周后期至东周时期，所谓周王的‘天下’是个类同于大大小小军阀割据的‘天下’。在这天下混乱，征战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儒家救世的政治学说来。

《周易》作者向往与憧憬的是“君子”之治，即“君子”（贵族）共同治理好‘天下’。

而孔子向往和憧憬的是恢复西周的“礼”制制度，即等级有序的礼制。

而孟子向往是王行仁政的政治。

先秦儒家是抱着人道关怀的思想观点出发，阐述其政治学说。先秦诸子政治思想都没有超越自己的时代，与其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先秦的政治思想家们在反对诸侯王们相互混战，争霸的时代里，自然向往和憧憬的是‘天下’统一，太平而治的社会。在理论上从君主仁治到君主专制是个无法逆转的思潮，其结果帝王一统天下真的来了，而帝国里的思想家们面对帝王严酷的独权专政，已是束手无策了，即后封建社会里的两千多年里，再没有了救世良策。面对帝王专制，未能设计出制衡皇帝专制的议会制度（即君主立宪制），也不曾设计出共和的民主制度来。这就是后封建社会里没有出现过哲学上的突破。只能等到星转斗移，西学东进，东方人才得见政治制度上的曙光。

中国古代里的哲学思想总与其时代背景分不开，这是中国人与传统的思维方法有关。

西周分封制结果形成大大小小封地，享有封国的大大小小的国君，是一种亦臣亦君的双重政治身份，对周天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是周天子的臣，而在自己封地又是君的身份。

《周易》里的“君子”概念，就是那个西周时期背景下亦君亦臣的享有“家”与“国”的身份者。所以《周易》里的“君子”是个安邦治国的政治角色。《周易》里的“君子”是个集合政治概念，这在《周易》里反映的非常明确。因为《周易》里本身有“王”的诸多论述，《周易》对“王”的表述无疑是个‘天下’名义之主。而“君子”是安邦治国之主，这正体现了西周后期的时代背景，

《周易》成书的时代当在西周后期，已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中后期林林总总的封国，与周王名义上是个隶属关系。封国的国君与周天子也名义上是个臣属关系。而享有封地的诸侯在封地上进行二次分封（如同分家那样），对自己诸侯国里的卿士又是君主的身份。而这种局面到“春秋中期逐渐开始变化。一些诸侯及卿大夫的氏族内部，停止了新宗族的产生，他们开始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人民像过去那样分封出去，而是设立郡县，然后派家臣去充任那里的官吏，直接进行管理”。到战国时期，推广郡县便于集权政治的行施，也更有利于在诸侯国间的争霸。而最好的表率是西秦，通过郡县长官的直接任免，可把地方政权牢牢掌握在君主的手里。随着诸侯间的不断战争与兼并，最终由秦完成了兼并，结束了长达上千年的分封制，而走向了‘天下’集权于一人的帝王专制。也终于不可逆转的大一统帝王专制社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被确立下来，一走就是两千多年。

我们弄清了周朝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周易》里的“君子”概念就有所认识。为何《周易》建构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这是与其时代息息相关的。也就更清楚的去认识先秦诸子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的不断陈述的历史原因。也就能够认识到先儒（《周易》作者）建构的“君子”理念与后儒所阐述的“君子”理念的区别与联系。

《周易》一书里建构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君子”成了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君子”成了安邦治国理想的政治家，君子成了担当起治国安邦的当然责任者。‘天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子”的身上。“君子”无疑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拯救者。

当然，先儒设计的“君子”治国的根本在于“道德性”，而“道德性”的实质又体现在“有孚”，即“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民本思想。

然而《周易》里的“君子”并不等同于“王”。“君子”是托负着邦国命运的集合政治概念，“君子”不是‘天下’之主，而是邦国之主。‘天下’的太平是靠“君子”共治来实现。所以《周易》一书里对“君子”表述之外，已然对“王”这一称谓有其表述。接下来我们来看《周易》对王制政体的认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