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语出张载《正蒙》大易篇第十四）。

儒家把人分成为“君子”与“小人”这种二元政治统治模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是为等级制度寻求理论根据。

“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是人类社会走向平等的障碍。

《周易》里的“君子”，是将贵族（血统身份）赋予理想道德性的统治者。“君子”既有政治远见谋略，又具备道德修省忧患意识的安邦治国者。而“小人”是“君子”的治理与施爱的对象。

“君子”与“小人”的政治理念的架构，是谓政治主体的分离。即将政治行为交给“君子”，而剥夺了“小人”政治行为的权力，“小人”只能成为“君子”政治行为治理的对象。

孟子说：“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又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者，末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无疑是对两个阶层的身份表述。“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孔子说的“君子”与“小人”显然是贵族身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百姓的关系。若把孔子说的“君子”认为是有道德高尚的人群看待，那么“道德高尚的人中没有道德仁义的人是有的”这说法岂不是逻辑混乱吗？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君子”（贵族）才有仁的品德，至于“小人”（百姓）是没有仁的品德。儒家把人分为等级，其目的是维护分封等级制度。

虽然先秦思想家们是从“神化”中走出，却走向“君化”、“圣化”，以至于走向专制化的不归路。而专制化必然倒向“神秘化”。

先秦诸子的“君子”及“圣人”理想政治人格的预设思想，是理性的思维，这是进步于“三代”的神学思想。这正是第一次哲学突破，即《周易》哲学开创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思潮。但可悲的是先秦诸子之学都是继《周易》之政治学说的发展与深化，并没有实现哲学上的再次突破。无疑先秦诸子之学，都是“君主论”者，没有突破“君主论”者，即没有产生“民主论”的学说。《周易》哲学后，中国古代社会里再没有了哲学突破，既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那么世界观也就是一致的。但有一点是不同的，即后封建社会相比先秦诸子时期，其思想意识是个倒退。

以《周易》（西周晚期）为界，之前时代以崇拜“上帝”，是崇神的时代。而正是《周易》哲学的启蒙（真正是一次哲学突破），开启了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走出了神话，走向人文精神时代。春秋战国是个崇君，崇圣的时代。可到秦汉以降时期又走进了“神”与“圣”结合时代，是神秘与专制结合的时代，相比先秦诸子时期，汉以后的帝制时代里是个思想上倒退的时期，是东方黑暗漫长的中世纪。

在社会转型期里，首先是《周易》把“君子”推向理性的化身和人类的救星。这是“君子”化的时期。《易大象》、孔子儒学先后承继了《周易》里的“君子”治世，救世的学说。而到战国中后期是诸子政治学说发荣时代，又把“圣人”推向理性的化身和人类的救星。但最终“寻祖”出的是帝王专制的结果。

先秦由“君子”道德政治学说，到“圣人”道德政治学说，虽是想抑制王权制度里走向暴政与专制，其结果并没有实现“君子之治”，“圣人王”的仁爱道德的“理想国”。从“君子”之治（先儒），到“圣人”之治（后诸子之学）的先秦政治哲学，却引出了帝王专制。汉时的思想精英们再次想用天命神学来抑制帝王独权专断，其结果走向了新的神秘主义。帝王家反而把神秘主义思想变成统治人民，愚弄人民的思想武器。

从“君子”到“圣人”是先秦政治思潮和诸子的共识，其结果走向的是适得其反，百家争鸣，却促进了君主专制的进程。

“君子”一词从血缘身份到政治概念，再到道德概念，是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西周前期，即《西周书》及《诗》（西周中期出现的《诗》中所反映的“君子”）是个血缘贵族身份。而到西周晚期，即《周易》里的“君子”已建构成为政治概念。后儒继承和发展了《周易》里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再到后封建社会，即秦汉以后，“君子”不再是政治的角色，平民百姓均可进入“君子”称号之列，即有道德品质的人都可称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

先秦“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周易》建构起来的。而“君子”是治国行为主体，而“小人”则成为治国行为主体者领导、关怀与施爱的对象。“君子”与“小人”在《周易》一书里有多处的表述。

《师》里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有》里说：“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否》里说：“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观》里说：“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剥》里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遁》里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