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足可亡国
熟悉欧洲的人大概会发现这样一个巧合:中纪那刚好开始于,也刚好结束于欧洲上仅有的两次鼠疫大行。不是称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行还是称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行,都“灭”了很大比的欧洲人口,刻地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格局和人文环境。
上通大学系授李玉尚为系专门硕士生开了一门《中国疾病》的选修课程,并有“传染病变”这样的判断。
在记者访时,李玉尚说:“其实早在1955年,我国医学家范行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想》中提醒人们注意传染病在变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的,在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初,事态的不定性会加人的危机和恐惧,从而刺激、诱导民众的体行为,进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起因不明、疗无效的疾病,就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并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与暗示。
而人们最初面对突然来袭的sars时,也经了谣言四起,疯抢白醋、板蓝的阶。只是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善和资讯的发达避免了由大规模传染病暴发而引发的大规模价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
此以外,传染病不仅在上的鼎革之际扮演重要角色,也刻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19纪中,英国在遭霍乱袭击后,在各大城开始着手建设洁的卫生体系。而随着公卫生法的实施,英国城镇的卫生环境大为善,传染病对英国社会的威胁也大为降,而这也使得霍乱有了“伟大的环境卫生革者”的称号。
疫病的预防和控制
了sars,中国上也曾有过似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
“天、鼠疫、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都曾在现代大规模暴发过。末,由于牛痘种的提倡和普,天在中国的染率已经很。所以,现代中国面对的最主要的传染病是鼠疫和霍乱。”李玉尚告诉记者。
而其中,19101911年东三的鼠疫大行在中国公卫生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天、鼠疫和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的不时行并没有促使政把预防和控制疾病作为其职能之一”。
虽然这使政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插手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作出派天津陆军军医堂副校长伍连德主防疫的决定,但自此以后,由中央处理地方重大传染病在中国成为惯,卫生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本职能。
“不过,那时对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的控制,主要还是在易发时节施行预防注射的措施,并没有好的方法。”李玉尚说。
新中国成立后,霍乱对于中国公卫生体系的压力已经降,但鼠疫和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胁。
在李玉尚看来,这些疾病与自然环境和人活动都有关系,所以非常难以。但他认为,建国后政对它们的控制还是非常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