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四月十一日，刘秀大赦天下，把建武的年号，改为中元元年（公元56年）。

不久，刘秀又前往西京长安，祭祀列祖列宗的圣灵，祈求祖宗神灵护佑。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秀下旨，擢升太仆冯鲂，继任大司空的职位。

冯鲂字孝孙，南阳郡湖阳县人。南阳冯氏家族，也是南阳郡有名的名门望族，豪族大姓。

冯鲂的先祖，是魏王之分支，因在冯城一带生活，故以封邑名，改姓为冯。

秦灭魏国，迁魏王王族冯姓等，于湖阳县安置，冯姓遂成为了南阳郡的郡中大姓。

王莽末年，四方崩溃反叛，冯鲂也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垒，以待明主。

后来，冯鲂因讲究信义，冒死拯救自己的同乡申屠季等人脱离贼手，而著名乡里，号称“义士”。

自此，冯鲂为县邑所敬重和信任，人心归附。所以最终，冯鲂能在乱世之时，据营自固，保护家族乡邻的平安。

当时，天下未定，四方之士，多拥兵自重，假托各种名义，称王称霸的豪杰很多。

只有冯鲂，持重自守，兼有方略，不肯称王。刘秀听说冯鲂的表现以后，特别赞赏，因而下旨，嘉奖了冯鲂。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下旨，征召冯鲂，到皇帝所在地东都洛阳任职，并在洛阳南宫的云台，亲自接见了冯鲂，任命冯鲂，担任虞县县令。

冯鲂担任虞县令之时，公正执法，敢于杀伐虞县的豪强地痞，以威信法令而著称，后迁为郏县县令。

刘秀西征西州上将军隗嚣之时，颍川郡盗贼群起，威胁东都洛阳等京畿要地。

郏县盗贼延褒等，率众三千余人，围攻郏县县舍，郏县令冯鲂，率吏士七十余人，拼命与盗贼力战连日，最终弓矢用完，郏县城池，陷落贼手。

郏县令冯鲂，见自己兵力弱小，势单力薄，无力回天，这才率领自己的残军，逃离郏县城池。

刘秀听说颍川郡盗贼反叛消息，大吃一惊，即亲自派军，驰赴颍川郡平叛。

郏县令冯鲂，急忙到皇帝所在地，拜见刘秀，自述守城不力之罪，请求刘秀惩罚。

刘秀仔细察看了郏县战斗的处所，知道郏县令冯鲂，率众经过了力战，最终寡不敌众，才无奈逃生。

刘秀不仅没有责罚冯鲂，反而下旨，嘉奖郏县令冯鲂说道：

“冯鲂啊，你真是一位勇猛刚强的县令啊！你不要自责了，请你即行派兵，讨击盗贼，不必拘于州郡的指令。”

叛贼延褒等，听说刘秀，亲自率军驾到，知道大势已去，都自剃了头发，自处髡刑，负鈇锧，率领其众，共来向皇帝请罪，述说被官吏所逼，被迫谋反的冤屈。

刘秀下旨，暂时赦免了贼首延褒等人的罪行，命令县令冯鲂，率领他们，去降服诸聚落。

郏县县中平定，刘秀下诏，令将延褒等盗贼首领，全部发还给郏县令冯鲂，进行处理，让冯鲂，诛杀他们。

郏县令冯鲂，责备延褒等盗贼首领，将行军法处置。延褒等都叩头认错说道：

“县令大人：

小民等犯错，今日受诛，死无所恨。”

郏县令冯鲂，对延褒等盗贼首领说道：

“诸位英雄豪杰：

你们知道，悔过伏罪就好。今全部赦免你们的罪行，听任你们，各自回去，从事农桑，为县令作耳目。”

延褒等盗贼首领以及贼众，皆称万岁，承诺而去。

这时，每有盗贼，都被延褒等所举报，没有谁人，敢于异动，郏县县界，清静安宁，四方无事。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认为郏县令冯鲂，治理郏县有功，升迁郏县令冯鲂，担任魏郡太守。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魏郡太守冯鲂，以才学优异，治绩突出，入朝代赵熹，担任太仆。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太仆冯鲂，跟随刘秀，东封泰山，代理卫尉事。

回来后，太仆冯鲂，代张纯为大司空，赐爵关内侯。

真是祸不单行。大司空张纯去世，没过多久，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六月二十八日，大司徒冯勤，也一病不起，大病去世。

见亲信的大司空张纯、大司徒冯勤等三公大臣，相继弃世，刘秀更加惆怅不安，非常失落和伤心。

不详的预感，总是在刘秀的心中，挥之不去。

到了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月，刘秀才又下旨，提升司隶校尉东莱县人李，担任大司徒。

就在这时候，见刘秀的心意改变，那些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话语，遂开始在朝廷上下充斥。

这些阿谀奉迎、歌功颂德、谄媚君王、鼓吹圣君盛世的话语，很快就在刘秀的耳朵边，响彻不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不久，彩云追月，禾生双穗，地出甘泉，麒麟、凤凰、神龟等奇禽异兽不断闪现，如此之类的祥瑞，也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地流传，如同王莽当年的情形。

这时，甚至有东都洛阳的官吏百姓、士大夫们，纷纷言之凿凿地传说，首都洛阳附近的乡野里，突然涌出了一口甜水泉，还有无数芳草，生在甜水泉水畔，预示着圣人出、黄河清的美好未来。

三人成虎。

听惯了汉朝廷官吏百姓，士大夫们，描绘的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刘秀也似乎迷失了自己，如同乡野俗人一般，倍感欣慰，龙颜大悦，乐不可支。

各郡县地方官吏，观察君王的表现，看出朝廷的风向，似乎有些不对。

于是，地方官吏，也纷纷上书凑热闹，表忠心，不断向朝廷呈报，天帝神灵，降下甘露之类的祥瑞。

鼓吹祥瑞之风，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大有超越新莽之时的赫赫声势。

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朝会之时，公卿大臣们，也生怕皇帝猜忌自己的忠诚，也放下重要国家大事不议，纷纷向皇帝上书，奏称天下种种的祥瑞奇观的地步。

有大臣马碧静，甚至在朝会之时，上奏皇帝，一本正经地建议刘秀道：

“陛下：

如今，普天之下，彩云追月，禾生双穗，地出甘泉的祥瑞，不断降临，真乃圣朝万千之喜。

臣私下以为，祥瑞不断降临圣朝，乃陛下的精诚，与圣德所致，应下令太史，收集和记录这些祥瑞，流传后世。”

幸好此时，皇太子刘庄，虽然年青，但十分清醒，急忙出班，当着父皇刘秀之面，申斥谄媚的大臣马碧静道：

“马大人，陛下虽然年纪老迈，但心明如镜，依然毫不糊涂，心里十分明智。岂能被你等的马屁功夫所迷惑，步王巨君痴迷祥瑞之后尘，祸国殃民，以至于丧国亡身呢？”

听了儿子皇太子刘庄申斥谄媚大臣马碧静的话语，刘秀突然清醒了过来，醒悟自语道：

“太子说得很对啊！

朕枉称英明睿智，其实与乡野之人，那些凡人、俗人，喜欢听奉承动听的好话，也没有任何区别啊！

几句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的溜须拍马之语，竟然让朕，得意忘形，迷失了自己，找不到北，不知道朝廷真实的情形了。

不顾百姓死活，鼓吹什么祥瑞，溜须拍马，阿谀奉迎、歌功颂德之风盛行，岂是朝廷的幸事呢？”

刘秀的头脑，很快清醒了过来，立即声色俱厉地出言，训令马碧静等公卿大臣说道：

“马大人，诸位公卿大人：

诸君的好意，朕岂能够不明白呢？

朕虽然像个俗人，也喜欢听一些吹捧夸奖的话语，但正如太子所言，朕并不糊涂，还有些自知之明。

朕的修养品德不够，朝廷的恩赐，还未深入民心，百姓还未完全亲附，岂能够像王莽当年那样，借助编造的祥瑞，为自己美颜，歌功颂德，一言丧邦，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

特此诏令天下，拒绝官吏大臣，士大夫们，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呈报的所谓祥瑞。

朕将严厉惩罚，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当政者歌功颂德，糊弄君臣，欺骗百姓的恶行。”

自此，刘秀的诏令颁布，汉朝廷的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之风，才受到一些抑制。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月十九日，刘秀派大司空冯鲂，亲自前去西京长安，高祖刘邦的祭庙祭祀，祈求祖先神灵的保佑。

那一天，大司空冯鲂，告礼高祖庙说道：

“禀告高祖皇帝：

回想当年，高祖皇帝曾经与群臣约定，无功不侯，非刘氏不得称王，以为定制。

吕太后违背定制，王诸吕，灭亡三赵，祸国殃民。（高祖崩，吕后征赵王刘如意，到西京长安，鸩杀之。吕后七年，又幽杀赵幽王刘友。吕产之女，复鸩杀其夫赵共王刘恢，故称，灭亡三赵。）赖神灵保佑，大臣同心，诸吕伏诛，国家永宁。

臣等以为，吕后不贤，不宜配食，地祗高庙。

薄太后慈祥仁爱，孝文皇帝贤明孝顺，子孙赖之，福延至于今，臣以为，宜配食，地祗高庙。

今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迁吕后尊号，为高后。特此告慰高祖皇帝等祖宗神灵知晓。”

此时，刘秀接受大臣建议，改变当初的做法，把他的直系祖先，汉文帝（刘恒）之母薄太后，尊称为“高皇后”，而把高祖的正妻吕后（吕雉），贬出了皇家祭庙，迁到墓园，但保留四季的祭祀礼仪，在长安北郊，修筑方坛，进行祭祀，并昭示天下。

汉朝廷的文武大臣其实都十分清楚，如今，皇帝（刘秀）之所以一反常态，诏令大司空冯鲂，告礼高祖庙，做如此改变，除了考虑祖辈薄太后的亲情，大臣的进谏以外，还与符命图谶上有关的预言有关。

皇帝（刘秀）自己，就一直十分痴迷谶纬，把谶纬定为国典，同时也要求，汉朝廷的臣子百姓，对谶纬要立场坚定，深信不疑。

年青之时，皇帝（刘秀）就坚信谶纬的预言，认为自己，最终之所以能够复兴汉室，都是应验了《赤伏符》的预言，应天顺人，才做了大汉皇帝的。

所以，自从当初，皇帝（刘秀）与自己的二姐夫邓晨，一道拜访蔡少公以来，皇帝（刘秀）对符命图谶，就更加痴迷。

越到老年时分，皇帝（刘秀）对符命图谶的钻研，越是痴迷不已，再也不能够自拔。

每当遇到疑难或困惑，甚至用人施政，皇帝（刘秀）常常都要从，符命图谶中，去寻找有关的谶纬语句，作为自己和朝廷办事的理论依据。

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皇帝（刘秀）也常常喜欢，以符命谶纬，来“决定嫌疑”，到符命图谶中，去寻找问题的真谛和答案。

起初，就是因为《赤伏符》中那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的话，就给功劳并不突出的大将王梁，带来了难得的好运气。

痴迷符命谶纬的皇帝（刘秀），竟然不顾，功臣部属的不满和反对，下旨将王梁，超升为大司空。

因为符命谶文中，有一句“孙咸征狄”的话语，皇帝（刘秀）就准备任命，没有什么杰出功劳和特殊贡献的孙咸，担任“平狄将军行大司马”。

因而最终，皇帝（刘秀）的所作所为，越发引起了功臣部属的强烈不满、反对和抗议，几乎酿成大错。

同样是因为，《河图会昌符》中的那句谶语“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皇帝（刘秀）就兴致勃勃地决定，立即前去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告慰天帝神灵。

有一次，皇帝（刘秀）还曾因为，在内宫的走廊之间，长时间地阅读和研究谶文，而感染了风寒，很久很久，都没有病愈，而一直咳嗽不止，疾病缠身。

汉朝廷卓有见识的士大夫，都知道皇帝（刘秀）之所以始终坚持这样做，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而是把宣传符命谶纬之学，作为了汉朝廷一项国策，以此证明新兴的汉王朝的建立，是名正言顺，没有任何值得质疑的地方。

皇帝（刘秀）苦心孤诣地，刻苦钻研、宣传符命谶纬之学，甚至达到了非常痴迷的地步。

当然，这不是皇帝（刘秀）心血来潮，一时兴起，真的如此执迷不悟，而是有皇帝（刘秀）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定位，和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皇帝（刘秀）这样做，那就是要向天下人证明，他这个大汉皇帝，虽然是以大汉皇族远房旁系的身份，登上大汉皇帝的宝座，但符命图谶里面，早就有天帝神灵的预言，建立的汉帝国，符合天帝神灵的旨意，深受官吏百姓士大夫的拥戴，当然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没有人敢于质疑的。

汉朝廷卓有见识的士大夫的看法，果然不错，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二月，刘秀下旨，宣布符命图谶于天下，正式使谶纬，成为了汉朝廷的国宪。

刘秀当然不会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谶纬之学这个国粹，既能够巩固新生的汉政权，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而这些后遗症的影响，非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