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分散权力本身就是不好的。在原本的历史上不论是十五、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还是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是集权统治下才实现崛起的。而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二十世纪苏联的崛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苏联上升时期，速度是欧美的五倍，动员力也远超同时期的西方。只是后来犯了一系列错误才导致帝国崩溃，而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原本历史上孟德斯鸠所谓的三权分立，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不会再出现暴君了，但是本质上也限制了能够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执政者展现才华的机会。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带来的必然是三方面互相推诿扯皮，最终的结局不过是长时期内斗，筋疲力尽之后的妥协。

实施三权分立的其实只有后世的美国，而到了李存真穿越的2019年，美国这个昔日的灯塔之国已经疲态尽显，宛如嘉庆和道光前期外强中干的大清。而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是实施两权分立，议会和行政相互制衡，比如英国、法国和日本。但是不论是两权分立还是三权分立，这种制度是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而且缺乏强大的动员力。这一点李存真看得很清楚。

所以，李存真其实对什么三权分立，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不慎喜欢。他反而喜欢有限度的集权，但却不是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的极权主义。

在看了崔志诚的文章后，李存真表面称赞但其实并不感冒，不过在表面上张煌言、常琨等人却看不出来。

再看释竟成的文章时，李存真说：“这是一个出家人吧？”

常琨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这个人年纪不小了，已经四十九岁了。”

张煌言说道：“观其文章，很是有一些佛家的道理，看他的文章就如同元首所说的‘哲学’，就是爱智慧之学。许多东西我都有些看不懂，惭愧，惭愧。但是，元首博学多闻，定然是能看懂的。”

李存真拿过来一看，论文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更是非常考究，果然是有佛教哲学的影子，还有不少印度哲学的影子。毕竟前世的李存真是教育学博士出身，对叔本华那种半西方半印度的哲学是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而释竟成的文章当中就充斥着不少印度哲学的东西。只不过释竟成本人可能并不知道。

释竟成的文章当中有许多词汇确实可能是张煌言看不懂的，例如：自由、平等、真实、世界，这些词汇都是佛教词汇，张煌言能够看懂“真实”和“世界”这类词汇，恐怕却无法理解自由和平等。毕竟张煌言虽然博学，但是毕竟是传统儒家培养出来的。

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才开始有大量的复合词出现。后世经常使用的词汇，很大一部分都是佛教用语。比如：作业、功课。这些都是典型的佛教词汇。再比如：真实、世界、自由、平等、方便、解脱、慈悲、忏悔、心地、境界，这些词汇全都是佛教词汇。

在原本历史上，后世著名学者梁启超仅根据一部分佛教词典统计，就发现，佛教给中国贡献了三万五千个新词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佛教传入，中国人说话都困难。可见佛教的传入为中国语言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李存真实际上是反感宗教的，毕竟后世的他接受了三十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但是，读博士之后，李存真的想法有了一些程度的改变。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这自不必说。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彻底中国化了，而且由于他不是一神教，因此也不会产生如同基督教和***教那样的宗教狂热，自然危害不大。毕竟在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几次灭佛，佛教被修理得服服帖帖，早就老实了。

现在，蹦跶得欢的就是天主教和新教这些西方宗教。在本时空，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基督教也跟着一本三丈高，大有炸掉地球，停止宇宙运转之势，更有成为普世价值，人间至理之志。

在李存真的“朝廷”里，皮埃尔、芳芳都是天主教徒，保罗、黑尔，马夫威廉都是新教徒。很快，在大明科学院里还会出现几个天主教数学家。搞不好，皮埃尔和芳芳还会要求成立神学院。到时候这群家伙是听罗马教宗的还是听大明皇帝的可就说不好了。毕竟，李存真听师兄说过，永历皇帝曾经给罗马教廷写信，以中国天主教化为条件来换取罗马支持。亚伯拉罕宗教的基督这一脉现在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航海和贸易资源，对于李存真来说是需要的，但是宗教狂热和由此带来的世俗与宗教的分歧是必须警惕的。不仅此时要警惕，以后更要警惕。宗教这精神鸦片，一旦吸上，就能难戒掉。

李存真看着手中的试卷，脑海里面却想着怎么对付基督教。好一会，李存真收回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