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潼来到芙蓉园的时候，才发现这座皇苑已经改名为菡萏园。初时还有些不理解，但在略作思忖后才想起来，原来这是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讳。房氏闺名芙蓉，所以行台有这样的举措。

避讳这种事情，分为国讳、家讳。国讳方面自不必说，比如贞观末期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还有李潼来到大唐后，还没见到一个完整写出的“治”字。不独在世帝王要避讳，遇上武则天这种穷讲究的，垂拱年间还将华州与华山改名，避她祖父武华之讳。

家讳方面那就复杂得多了，父母名讳、身为儿女是一定要避讳的。像李潼最开始这方面不怎么在意，与人交谈常吐“贤”字，但在府佐们旁敲侧击的提醒下，已经好几年嘴里都不能直言“贤”字。

哪怕他如今仍然归籍他大爷李弘一支，但生父之讳还是不能免除，以至于行台佐员们无论当面言事还是文书传递，都要尽量避开几个字眼，即便不得不写，也要缺笔。

有关家讳方面的轶事，魏晋之际流传不少，毕竟在那个门阀畸大的年代，维护一个家族的尊严体面就是家族成员最大的责任。

当然唐代也不是没有，最著名的就莫过于英年早逝的李贺了。李贺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锋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

虽然说唐代出仕不唯科举，最终李贺也通过门荫入仕，但仕途却因此搁浅。毕竟他可没有李德裕那样一个出众的家世，可以完全不理会乃至于不屑于科举出身给仕途带来的加持。

总之，避讳这种礼制引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小到坏人前程，大到打击异己。到了清朝蛮夷入主，则更成为统治者打压知识群体的主要手段之一，因避讳而引发的文字狱便有多桩。

至于行台将芙蓉园改名的举动，这就是可有可无。毕竟眼下房氏作为潞王太妃，本身也没达到国讳的程度。家讳的话，则更多还是对自我的约束，比如杜甫终生不咏海棠诗。

李潼自己对于避讳之类敏感度不高，但行台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只能说眼下的行台诸事的确是上了正轨，甚至就连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节的地方，都有专人察遗补漏，避免被人吹毛求疵。

芙蓉园也好、菡萏园也罢，无非一个荷花池子。菡萏园内，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诸亭台楼宇都是傍池而建。与曲江池勾连的这一段渠道，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至于再往里，则就禁绝闲杂人等出入了。

长安城东地势，因有乐游原的缘故，本就北高南低，菡萏园中有楼高止数丈，但于此楼台之上，已经颇具鸟瞰视野，于此居高而坐，有四面春风徐徐而来，夹杂着桃李花香，近可欣赏桃李斗艳、锦绣成堆，向远可望曲江池清波微澜、岸边游人如潮。

“旧年在事，辗转江南，所见水汽糜烂、物性近淫，全然不如京中水木清华、恰到好处。人间妙境，殿下拥得，推给黎民共享，视野所及，俱是拳拳慕化之心啊！”

李千里虽然颇有衰老之态，但气度仍是不俗，相携登楼之后，落后雍王半身，凭栏望远，指着曲江池周边那些帐幕并游人们笑语说道。

听到李千里这么说，李潼也只是一笑。他来到这个世界，游历的地方虽然不少，但也只集中在黄河一线。行途所见，讲到自然风光的话，那自然是各有千秋。但如果说人文与自然搭配最为和谐的，首推还是神都洛阳。

长安城格局如此，无论繁荣与否，给人的感觉都略显严肃，并没有洛阳那种因地制宜的随和亲近。讲到宜居性，长安跟洛阳更是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这倒也不是踩一捧一，毕竟长安在国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并不体现在居住条件上。

“宗亲宦游经年，如今终得归乡。我幸承天命，守治此方故业，唯盼勤于人事、守于周全，勿使风物衰损，无负人所寄望。”

扶栏眺望片刻，李潼拉着李千里返回阁内坐定，并笑语道：“皇命虽不以折抑人情为使，但敕命所加，终究各不自由。如今幸会于京内，慰于别情，案牍琐事且置一边，宗家小子身怀仰慕，当与王畅论情谊。”

李千里今次所领使命不无尴尬，所以李潼也就先定下一个基调，咱们谈感情、不聊钱。如果李千里识趣，那自然是他宗家长辈、座中贵宾。如果这家伙不识趣，那也就无谓浪费感情，自跟行台下僚扯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