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韩旷既然自己提出辞呈了，朱慈炅当然不会挽留，他示意朱由检批了个“准奏”，然后又让曹化淳拟了封圣旨，表彰韩旷的功绩，并赏赐白银万两，让韩旷安心回家养老去了。

孙承宗也和韩旷一样被钱谦益他们的贪腐风波搞的无地自容，他本来也想请辞的，但他是先皇的老师，天启皇帝临终时拉着朱慈炅的手托付给他，现在小皇帝还没有长大成人他就撂挑子，那岂不是对不起先皇！

孙承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对先皇的感情尤其深厚，先皇既然托孤给他，不管怎么样，在崇正皇帝成年之前，他是不会撒手不管的。思虑再三之后，他选择了远走辽东，现在大明最大的威胁就是后金了，他准备拼了老命去跟后金周旋，尽力把后金拖在辽东，这样大明就少了一个致命的威胁，慢慢的就能恢复元气了，如果能坚持到大明中兴的那一天，他就算对得起先皇了。当然，如果在有生之年能打败后金收复辽东，那他更是死而无憾了。

朱慈炅仔细翻阅着孙承宗的奏折，感受着他的悲苦和对大明至死不渝的忠诚，内心久久不能平复。如此忠臣良将，怎能让他在辽东悲壮的死去，朱慈炅思虑良久之后，猛然站了起来，朗声道：“拟旨，封孙承宗为镇国公，世袭罔替，辽东、山东、蓟州三地屯卫及边军皆由其统领，并赏白银一百万两，以资度用。”

朱由检惊讶的看了朱慈炅一眼，这镇国公也就罢了，辽东、山东、蓟州三地的兵马可占了现在大明军队的一大半，全部交给一个外人统领合适吗？但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孙承宗的为人，又释然了，孙承宗的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种人是不可能造反的。

处理完韩旷和孙承宗的事情，接下来就是官员的提拔了，这次江南贪腐案牵扯出来的东林党人太多了，一大帮官员落马，自然要找人出来接替。

钱谦益那帮发配到陕西的官员就不说了，已经安排复社的人去接替了，朝廷里还有很多东林党人被牵连了，他们大多是给事中和监察御史，也就是连皇帝都敢骂的“言官”。

朱慈炅可谓吃够了这些“言官”的苦头，动不动就是奏折如雪片般的飞过来，你不听他们的还不行，这帮人可是出了名的能折腾，你不纳谏他们就跟你闹，闹得整个朝堂上下鸡犬不宁，碍于祖制你还不能收拾他们，真是‘豆腐掉到灰里面，吹又不能吹，打又不能打。’能把人烦死。

这次这帮‘豆腐’都腐烂了，朱慈炅自然是毫不客气的把他们踩进灰里，然后，全部换上了崇正元年的进士，这些可都是他的门生，决计是不敢跟他闹的。经过大换血之后这些言官才是真正为皇上监督百官，而不是为百官监督皇上。

言官的问题解决了，就剩下吏部尚书的人选了，朱慈炅这次没讲客气，直接提拔现在还名不见经传都察院右佥督御史杨嗣昌出任吏部尚书！

别看杨嗣昌现在一点名气都没有，崇祯当朝那会儿他可是顶顶有名的“杨阁老”，崇祯皇帝那么多疑的人，当朝十七年，首辅换了五十多个，唯对杨嗣昌一直信任有佳，就算他最后兵败自杀，崇祯皇帝也没责备他，而是悲叹不已，好像自己失去了手足一样的悲痛。

不过杨嗣昌当时的名声并不好，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将他比喻成比秦桧还坏的大奸臣，大明朝廷也有很多官员认为他是害死卢象升的罪魁祸首。

在明末那段混乱的历史里，还真说不清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朱慈炅最看重他一点，那就是忠诚，在绝境之中对大明至死不渝的忠诚，面对明末那样令人绝望的形势，他没有逃避，而是迎难而上，以首辅之尊亲自领兵和敌人周旋，最后失败了，他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自杀谢罪。

其实，崇祯并没有看错杨嗣昌，杨嗣昌能力是有的，不说别的，他知人善用的本事就无人能及，像孙传庭，可谓明末第一良将，还有左良玉和洪承畴虽然他们最后都投降了清朝，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将才，领兵打仗一个比一个猛。

就算是倍受诟病熊文灿，那也是一个谈判专家，郑芝龙就是他忽悠来降的，张献忠也被他劝降过。当然像张献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投降和反叛都成了家常便饭了，脸皮之厚无人能及，遇到这种货色，只能怪熊文灿点太背，不能说他能力有问题。

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大明朝廷可谓焕然一新，内阁四位大学士，徐光启和杨嗣昌都是朱慈炅的亲信，孙承宗远在辽东，基本不再发表什么意见，来道宗又是好好先生一个，再加上东林党言官们都被他收拾的差不多了，再也不会有人跳出来跟他唱反调了，朱慈炅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做到了金口玉言，一言九鼎。

至此，大明的内耗问题算是解决了，资金匮乏的问题就更不用担心了，不算抄没而来的一亿两白银，光一年的税收就够现在朝廷所有的开销了，再加上日兴隆商号和大明西洋贸易公司的收入，扩军不再是梦想，农民起义军和后金铁骑必将被逐个收拾，大明的强国之路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