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日军投降之前，县城各据点，还都四处张贴着伪县政府用五千元大洋悬赏虞新河兄弟人头的布告。

    日军投降后，虞新河、虞新民两兄弟，驾着马车，腰插双枪，带着佘氏姐妹俩，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虞家村。此时，家中已经片瓦不存，一贫如洗，但村民们还是共同推举虞新河担任了族长。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兴建了两座大草屋。并从枯井里挖出当年佘先生藏匿的书籍、器物和少量金银，决心从零开始，重振虞氏家业。

    抗战胜利那年春节，兄弟俩分别与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给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则嫁给了虞新民。据说，成婚大典是当年虞家村、乃至全县的一大盛事，四周乡绅都来庆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gcd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长，都亲来贺喜。

    国共内战开始前，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爱将，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志泰少将，曾对只有20岁的虞新河许以税警团团长的高官厚禄，但虞新河兄弟俩不想参加内战，国仇家恨已报，他们甘愿隐身民间，当回农民。

    让成年后的虞松远始终不解的是，爱憎分明的父亲和小爷，为什么没有加入gcd呢，这成了虞松远后来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搞个明白。

    父亲和小爷，母亲和小婶，对他们那几年的行踪，从来缄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远还是从村子里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或许是姨爹的死，让他们选择自愿为民。

    姨爹虽然屡次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民族，但他是一个旧军人、小地主，性格又过于耿直刚烈。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闹情绪和消极抵制，而受到残酷斗争，最终郁闷而亡。姨奶也被作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后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后第三天，也投河自尽。

    虞松远自己也认为，姨爹虽然是个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当年都是茫茫苇荡和荒野草滩，他所有的土地并不是抢夺、霸占别人来的，而是他自己带领子侄开荒所得，也难怪他想不通要闹情绪。想到这点，虞松远开始有点理解大和小爷了。

    那时候，姨爹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已经逃到了外地亲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后事，都是父亲虞新河和小爷虞新民兄弟出面承办的。他们兄弟俩威名远扬，又无可以批斗他们的理由，地方干部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亲虞新河兄弟俩甘愿埋名乡里的唯一原因，虞松远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无敌、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父亲和小爷，姨爹姨奶的惨死，肯定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1949年苏北全境解放时，虞新河早已家道破落，仅剩下几间四面漏风的破茅屋，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贫农户。土地改革时，被评了个下中农的成份。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从老宅地下枯井里悄悄起出的几件古物，包括几本线装古书、一些字画、瓷器，以及一块明代御赐烫金牌匾。

    “社教”运动时，村里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流行破“四旧”。虞新河的父亲曾是著名乡绅，虽然此时他们家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但村里的破“四旧”，还是得从他们家开始。

    虞新河的三女儿虞琴，主动带着运动积极分子们，来抄自己的家，让虞新河兄弟痛心疾首。精心珍藏多年的这些带有祖先印迹的、起着文化传承功能的古物，瞬间被无情的火焰化为灰烬。

    在抄家的人到来前，虞新河兄弟俩匆匆将部分线装古书卷起，藏匿进一口腌咸菜用的大瓮内，埋入茅厕旁边的地下。这十几本书，也才得以幸免于难，成为后来虞家唯一值得珍藏的传家之物。

    虞新河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却能武亦能文。他与兄弟虞新民两人，从小练得一身好武艺。但虞新河骨子里，还是一个正直、地道的旧式文化人，一手正宗的苏体大气磅礴、气贯长虹。

    由于家学渊源，他们兄弟二人并没有到进步学堂上过学，更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小时候，家有私塾，他俩与佘氏姐妹，是被封闭在家塾中，读过四书五经，习过诸子百家，历代典藏也多有博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但平时，虞氏兄弟为人极其低调，绝无酸腐之气，一生以勤奋务农为本。他们勤俭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常生活与全村农民毫无异样。平时在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对联时，他们张口就来，信手写出，如此而已。

    教授与陈老师两家从苏南下放而来，两辆车傍晚来到村里。车辆刚刚停下，周昆就带着武装民兵端着枪，高呼着口号，将他们围在一起。围观的村民们，也都跟着呼喊着口号，手臂举成树林，现场成了一场临时批斗会。

    年迈的教授和瘸腿的陈老师，低着头，听着周昆宣布对“四类分子”的各项改造政策。彷徨四顾的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两个娇滴滴的美貌少妇，以及少妇怀抱中被吓得哇哇啼哭的三岁**，犹如一群羊落入狼群之中。

    虞新河看不下去了，他分开围观的人群，“老周，天色已晚，先让人家老老小小安顿下来！”说着，又朗声对周围的人群说，“愿意帮忙的留下，不愿帮忙的马上都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