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局面从永乐后期就不断被打破，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几年一次大规模的厮杀，让国朝边疆不断受到挑战，为了巩固边疆，也是为了抵挡鞑子的骑兵，从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与秦始皇因地形，用险制塞修建规模不同，国朝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好抵挡蒙古鞑子的进攻。

    但这种局面在洪武爷的时候作用并不大，一来，开国之初，国势比较强盛，在内蒙古地区，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大宁卫（地处东部蒙古走廊开平卫侧翼）、开平卫（地处元上都为前进基地）、及东胜卫（地处黄河后套是各方进入河套的冲要开平卫侧翼）三个重镇呈三角形。明太祖在漠南借地利屯田牧马助军资，以图反攻岭北继承元朝这个仅存的行省，漠南所设置的诸多卫所都远在长城以北。时人评价是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最为稳妥的防守城墙。

    但这种局面被永乐皇帝说破坏，其主要原因在于藩王。

    永乐登基前，镇守边塞扩土开疆的藩王，即从东到西是指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肃王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同时，还经常派遣宗王出边巡狩。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就命齐王槫率护卫骑兵于开平近地围猎。在开平卫周边地带围猎，时间大约在当年的三月至八月，名为围猎，主要为了围剿残元军队继承元朝岭北行省，这是朱元璋宗王出镇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既“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的打法，洪武三十年夏四月，朱元璋敕谕晋王“备边十事”，包括检阅开平地区的驻军情况，设置斥侯，开展屯田生产等边务，并交由晋王等全权负责，晋王亦掌管东胜卫附近诸卫所。肃王掌管居延海附近卫所，海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又有弱水及其支流张掖河同河西走廊相接，是蒙古人南下的主要途径，洪武二十六年之后，朱元璋在离亦集乃不远的地方设置了威远守御千户所，在肃州与居延海中间设立了威虏卫、白城子守御千户所。这一卫二所成为明军出征蒙古的据点。这时候的疆域算是东一千一百七十五里，至于临挑府之兰州界;南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至于西宁卫之黄河界;西五百七十里，至于肃州卫之嘉峪山;北一千五百里，至亦集乃地”。宁王在长城以北“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统塞上九十城，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加上牢固的边疆，鞑子想进入中原，几乎是吃人说梦。

    只可惜这两种易守难攻的局面被永乐爷以及后来的宣宗皇帝给间接的破坏了，从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年间，永乐皇帝先后五次出兵，深入漠北，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打得往日不可一世的蒙古鞑子被迫接受了国朝的册封，加上永乐皇帝以藩王登上皇位，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这种固然能起到巩固朝政，但在边疆上没了这些藩王的守卫，等于放弃了朱元璋一手打造了边防，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永乐时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

    本朝皇帝以幼年登基，本是鞑子崛起的最好机会，好在碰上了几个用心做事的大臣，三杨加上杨峥、张辅等人武力的主动出击配合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如此一来，算是加大了北方对中原的经济依赖，加上这些年中原人口的迁移、商贾的互通、北方的鞑子闷头过好日子，早没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了，而其他部落，一来实力相对较小，二来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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