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允炆看来，十六岁、十四岁，这豆蔻年华还没花开，这就要结果了？

古代生育率很高，生育频繁，一家生三五个孩子都是常有的事，但因为生孩子而死了妻子或妾的，也不再少数啊。

身体发育不健全，直接就升级当爹、当妈了，这合适吗？

朱允炆咬了咬牙，一脸严肃地对薛夏说道：“派人给内阁传话，自口谕传达之日起，朝廷修改法令，男子未满十八、女子未满……十六，不得成婚，若有违背，视为违法，连坐父母！还有，告诉钱塘知县，按太祖规制，男十六、女十四未满者不允许成婚，若他不想管，那就换个人来管！”

朱允炆也想说女子十八，二十，但考虑到上面的朝代都没如此规定过，普遍采取的都是十五岁上下，便选择了十六岁。

这是自己唯一能帮助这些孩子的办法，虽然极为有限。

古代早婚的原因有很多，朱允炆十分清楚，什么寿命短，无后为大，什么枝繁叶茂，战争死的人口太多，急需补充，加上种地也需要娃出力，早点造几个，也多几个劳力等等。

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朱允炆直视这种现实，既然周礼规定的是男二十，女十五，那咱大明效仿周礼，弄个男十八，女十六，也没人反对吧？

宁妃看着朱允炆，有些惊讶，也有些感动。

身为女子，她十分清楚十三四岁的女子是不适合结婚生子的，但太祖规定，加上各地官府坐视不管，民间早早成婚的事并不少见。

没有人为这些普通的女子考虑过，包括他们的父母！

甚至于自己，也一度认为十三四岁成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看来，是自己无视了规定，无视了那些普通女子的生命。

朱允炆走到路边的亭子里坐了下来，平息着自己的情绪。

说到底，自己灵魂里烙印着太多的后世印迹，对于一些迥然有悖于后世常理的事很难马上接受，虽然在这个时代，它们存在着，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走吧，去农税县司。”

朱允炆没有继续感叹下去，既然事情已经作出了决断，那就如此执行吧。

农税县司是一个大院，门外门内都有不少百姓，即有空手而来的，又有挑粮担货而来的，即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带着孩子的妇人。

只不过这里并没有看到带两三岁孩子的妇人，看来小于谦并不在这里，多少有些失望，看来机缘还不到。

百姓纳税，在大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他们也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

不像是后世某些人，偷税漏税都是用“爽”为单位的，千方百计，不是做假账，就是弄个阴阳合同，总有办法不纳税、少纳税。

归根到底，是因为纳税他们不爽。

这也可以理解，到手一叠钱，硬生生被抽走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想来是不开心的。

大明百姓不偷税漏税的原因也不是他们的觉悟高，而是因为官府管得实在是太严了，根本不给你偷税、漏税的可能，当然，这只是针对百姓……

说起来两税制，其本身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在唐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期，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已经不适用，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其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税收财政是人的喉咙，天下是大治还是大乱，是强盛还是衰弱，都需要看税收。

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将户税、地税及各项杂税统合为两税，并主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管你是来自哪里，就在居住地征纳两税。

两税制的核心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拥有多少田地，打了多少粮食，以这个为标准，而不再是固定的租庸和杂税。

简单地来说，两税制和后世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虽然没有设置个人起征税那个点，但在逻辑上是相通的。

后世引以为傲的智慧与见识，很可能在几百年前，上千年前，老祖宗已经玩过了。

农税县司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里面坐着两个穿着公服的胥吏，一旁还有两个衙役维持秩序，百姓们排着队等待。

“下一位！”

王昌擦了擦额头的汗，喊道。

一位农户空着手上前，从怀里拿出了一方手帕，展开之后，拿出了一张巴掌大的纸张，交给了王昌，道；“太平里，杨十八，这是我的由子。”

所谓“由子”，是在纳税开始之前，官府面向百姓发放的一类纳税通知单，类似于后世的水电费单子，上面写明了应该缴纳的税额。

王昌抬头看了看由子，有看向杨十八，道：“四十亩地可不少了，收粮食八十石，不错啊，十五税一，抽五石三斗。”

杨十八呵呵一笑，道：“没带粮食，只带了钱钞。”

王昌微微点头，指了指一旁的牌子，道：“按照杭州城市价，一两银子三石七斗，你需缴纳五石三斗，也就是一两四钱三十二文。”

杨十八连连点头，拿出钱褡裢，用新式钱钞与铜钱，凑足了一两四钱三十二文，然后就等着王昌盖印。

王昌看了看桌子上的一两四钱三十二文，微微摇头，对杨十八说道：“这些钱，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