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之言，往好处讲是金玉良言，是给赵昺一个提醒，要他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从而引发朝中动乱；若是赵昺心眼儿小点，那就会理解成对自己的威胁，不要成为士人们笔下遗臭万年的昏君。这话要是别的皇帝可能还真有所顾及，担心史书上留污。

不是有人说唐太宗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盛世，就是因为其夺权是逆取，朝廷在修撰《晋书》的时候就有些议论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为此感慨，言称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会记得这么牢，做了很多好事却总是记不住。而他要改变历史对自己的记录，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

但是赵昺不怕，他明白世上没有完人，一辈子不可能总做好事，也不会让每个人都拥护。也知道无论是谁都会被历史遗忘，在他上辈子提起唐太宗可能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可能都没有其那个傻兄弟出名，而被历史上认定的奸佞反而被平反，被人们时常提起。所以他还真不在乎史书上怎么评价自己，是明君是昏君岂能是几个所谓的名士能够评判的。

赵昺也并不否认儒士们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宋朝士人取得的成就。宋儒再次开启了历史文化溯源运动。这次运动出现了很多极其聪慧光芒四射的大学问家，那便是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宋儒天团，他们创造的历史，与唐儒相比，那是欺负唐儒。和汉儒相比，也只能显得其更加的璀璨，也更为出色。

但是，赵昺以为宋儒们的路似乎走的有些偏，并且越走越远逐渐偏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本旨。出现了体系化，本体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宋儒的理学，更像是柏拉图的那种类型的思想，而不太像老庄孔孟的那种思想。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出色，但是却似乎用力过猛拔断了源头的那颗根。以至于后世的几朝，再也无法发起文化溯源运动，使儒学失去了活力，变的故步自封，走向了狭隘和偏激。

不过随着儒学在宋朝占据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儒士们也开始膨胀了，产生‘以我独尊’的想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参与权力的争夺，甚至挑战皇帝的权威，并开始排斥其它学派的思想。俨然已经成了控制国家的幕后集团，要将皇帝虚化。

要赵昺说此时的儒士们有了主人翁思想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样是作死的行为，他们忘了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谁，忘记了现在仍然是君权社会。且的他们的思想中有了许多的不合时宜，比如儒家讲的伦理靠的是人的自律，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有许多问题和情况不是靠自律能解决的，因为人有趋利的本能，于是便需要有法制来限制和监控官僚们行政过程中的行为。

适者生存这是常理。儒士们在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后，也意识到必须要顺应历史的发展，才有了对儒学的重新阐述，并对其它教派的理论进行了融合。而他们在宋初也并不否认司马谈在《六家要旨》提出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认识到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赵昺以为这是对的。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而儒士们忘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往往指挥不动了，它自成体系，而且可以一手遮天，在上者情况不明，何以制之。而君王在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那他的做法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让小人物作撬棒，以观大人物的动向。

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便到此为止；如果不听话，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打压大人物的威风，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也有恃无恐，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尽心尽力，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如果小人物出了问题，或者当局面临难以收拾的局面时，那对小人物可以弃之若敝屣，或作为替罪羊，那也无碍大局。为君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亦出于无奈，只因大人物不听号令和指挥而已，而小人物则宁可肝脑涂地，为君主所用，则也为以小制大提供了可能。

赵昺这些年做的可以说也是想以此制约士人权力的过度膨胀，并试图对儒学进行改造。但是这何其难也，自己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培养出了自己的班底，并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可也只是他能够将自己的诏令贯彻下去。而对儒学思想的改进却几无寸进，当然除了当前的儒学观点影响太深以外。本身自己的学问也太差，难以推出新的思想体系，而照搬现代思想那就是他自己作死了。

所以目前赵昺只能是缓缓图之，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而他也发现尽管人治饱受诟病，但在法治难以推行的情况下，也意识到若是能够把现有人员充分调动起来，统治集团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力，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治理水平。而人治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治国，转来转去又回到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上来了，仍然离不开儒学治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