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营’的发生预示着此支军队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军队当炸营发生时，部队为了避免灾难，一般采取守势，取消一切进攻性计划。但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灵异事件，是不祥的预兆。因此在得知盱眙城发生啸营导致失守，泗州也被事件殃及，为宋军趁机攻占，殿上的众人脑子中都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泗州城的失守也让真金群臣大惊失色。

泗州的失守之所以让蒙元君臣震惊，还得从贯穿南北的大运河说起。运河在隋代开通后便成了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中原王朝的经济命脉。到了宋代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更为重大。

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宋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依托运河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汴河是“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

因而宋漕河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才有汴河乃是‘建国之本’的说法。而泗州城始建于北周，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重新兴建。城池正是处于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乃进入中原区域之襟喉，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冲，其地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宋室南渡以后，偏安一隅。金国立都于燕京，京师用度仰漕山东、河北之粟。时黄河南流夺淮，汴河、广济河相继淤废，漕粮转输唯依惠民、御河而已。御河因黄河多次冲注、床浅流涩，世宗、章宗之际命沿河州县官衔内皆带提控、管勾漕河事，岁发山东、河北、大名诸路军夫浚治河道，营护堤岸，遂成定制。

永济渠故道久堙，大定十一年开金口，疏导卢沟河水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置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欲借卢沟水转漕。但因地势高峻，金口河水性浑浊不能胜舟而仍以陆挽。在泰和四年又开通州潞水漕渠，建闸节水，减缓坡降，终于使御河漕船行至都下。

贞祐四年又开沁水入御河以便馈运；此外金还曾于中都东北郊开漕渠通温榆河；开长直沟穿万安湖于今安徽省灵璧县境，连通汴、泗，皆欲通漕粟。金代国运不长，因而运河使用的时间也不太长，但是经过金朝的治理，一些行将淤废的运河得以复生。其于御河沿线诸县分别置河仓，设纲船，分春、秋两次起运，至通州和中都城通济、丰备、丰赡、广济等仓存储，岁运粮近百万石。

蒙元灭金后，忽必烈继承汗位，并开始营建大都城。在中统二年，郭守敬即上水利条陈六条，其中之一是建议引水通金代中都，东至通州的旧漕河，南向开河至杨村，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缺乏，仍然需要陆路运输。

此后蒙元平定江南，仍依靠旧运河进行水陆转运，其路线是：由长江辗转入淮河，逆黄河而上达中滦旱站，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淇门，入御河，再船运至大都。这条隋唐以来的运河旧道，因历经变迁，久不通畅，漕运诸多不便，所以元朝政府着手陆续修凿大运河。

至元十八至二十年，由奥鲁赤主持引汶水、泗水，从济州西北到须城安山开凿一条一百五十乡里的济州河。漕路由淮河入泗水，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经东阿、利津入海，然后由海运入直沽达大都。此后因海口淤沙壅塞，运道不通，又改由东阿陆运至临清入御河。至此，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所不通者，仅东阿和临清之间一二百里的旱路。

如果按照历史的发展，蒙元此时形成了海运、水陆和海河转运并重的办法基本解决了漕运问题。但是此后忽必烈暴死，真金继位，赵昺收复了江南，并击败了蒙元水军，使其丧失了制海权，海运再次断绝。不过失去江南后，运河不再承担从江南转运粮食的任务，对运河的依赖稍减。

但在蒙元在失去江南，不仅失去了税赋重地，也失去了江浙沿海的盐场，对两淮地区的食盐依赖日趋加重，漕运的运力又显不足。于是真金采用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凿会通河，从安山的西南起，分梁山泺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又西北到临清入御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