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好儒’，在长安，甚至于在整个天下，都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早自汉室鼎立，刘盈以九岁的年纪，得立为汉太子之时，关于‘太子好儒’的绯言绯语，便从未曾断绝于刘邦耳侧。

有人说，太子作为社稷之后，实在不应该对某一学说，表露出太过明显的偏爱；而应该一视同仁，以‘英雄不问出处’为原则，广纳天下贤者，为社稷所用。

也有人说，太子好儒，是胸怀仁义、与人为善之兆；对于百废待兴的天下、卧虎藏龙的元勋功侯而言，一个仁善的太子，实在是社稷之幸。

但刘邦心里很清楚：这些人，都并非是在阐述事实，而是从自己的屁股出发，说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而已。

——说太子不该独喜儒家，而是应该‘雨露均沾’的，必然是那些出身黄老，乃至于法家、纵横家的后起之秀！

同样的：说太子仁善，对于社稷百利而无一害的人，也无一不是功勋显赫，又深恐日后‘功高震主’的元勋功侯。

除了这些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的人，刘邦更常见到的情况，是沉默；

是忌讳；

是讳莫如深。

原因，也不外乎一件天下皆知的事。

——天子恶儒！

在天下百姓的眼中，天子刘邦，就是一个从娘胎里生出来，就哭嚷着要杀绝儒家的老顽固！

在知情稍多，也更具体的朝臣百官眼中，刘邦讨厌儒生、儒家，则是因为当年，项羽死于乌江，天下传檄而定之时，鲁地的儒生曾联合起来，扬言要‘为项王披麻戴孝’。

但只有刘邦，以及萧何、曹参在内的几位近臣才知道：刘邦对儒家的厌恶，根本不是百姓认知中的‘生来如此’，也绝不仅仅是因为鲁儒的那段黑历史。

儒家真正让刘邦感到不喜，甚至屡屡做出羞辱举动的原因，是儒家所代表的群体，恰恰是刘汉政权严防死守，时刻不敢放松警惕的大患。

——豪强！

准确的说，是宗族，尤其是大宗族。

作为从底层一步步爬上至尊之位的草根，刘邦对于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

徭役繁重、税赋繁杂，或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

南征百越、北逐匈奴，甚至试图对西南夷的荒山野里形成实际掌控，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也完全谈不上‘秦因此而亡’。

退一万步说：就算繁重的苦役、税赋，以及南北两线征伐，又于中原大兴基建，确确实实动摇了嬴秦根基，也断然没到始皇帝才刚端起，天下便应声而乱的程度。

所以在刘邦看来，秦之所以灭亡的如此迅速，甚至都没有丝毫回光返照的趋势，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对大宗族太过仁慈，又对底层平民太过严苛······

但凡始皇帝之时，天下百姓肩上的担子轻一些、税赋苦役少一些，到二世之时，又怎么可能会到三二大汉振臂一呼，周遭数县云起而从的地步？

再有，便是始皇驾崩之时，如果没有项羽这般的‘故六国贵族’，以及楚怀王那样的大义旗帜，纵是陈胜吴广起兵大泽，又能翻起多大浪花？

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再浅显不过。

便说过往数年，汉室虽然口口声声‘轻徭薄税，与民休息’，但关中百姓肩上的担子，根本就不比嬴秦之时轻多少！

别的不说，光是刘邦每年为了平定关东，而从关中征召的民夫、兵卒，就几乎是年年都把整个关中的动员潜力抽了个干！

再有，便是汉室即便一穷二白，但刘邦的长陵，也从未曾停止过建造的进程。

单从帝陵，以及对民壮的抽调这两点来看：如今的汉室，基本不比曾经的嬴秦好到哪里去！

但二者之间仅有的一点不同，也恰恰是秦二世而亡，而汉社稷安稳如山的关键原因。

——始皇抽调民壮，是为了征讨、为了扩张；而刘邦征调关中百姓，是为了平定关东，是为了和平。

始皇兴建骊山帝陵，是为了死后的奢靡、享受；而刘邦的长陵，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将天下豪强、富户强制迁至天子脚下，好让百姓少受些欺压。

有什么不同？

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嬴秦抽调民力，摆出的是一副‘我欺负你，是给你面子’的高傲姿态；

而刘邦，乃至于半年前的刘盈征调百姓，则是一副‘这怎么行呢？’‘这怎么好意思？’的谦卑姿态。

这，就是‘秦待黔首过苛’的明证。

至于‘待豪族过仁’，那就更简单了。

众所周知：秦二世而亡，是以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作为开端。

但绝大多数人，包括身处当世的人，都未曾注意到的是：单陈胜吴广二人，根本就没有对嬴秦政权，造成多大的麻烦。

甚至就连张楚政权的建立者，被刘邦追谥为‘楚隐王’的义军领袖陈胜，从大泽乡起义到败亡，也才不过六个月而已。

而那个出征平叛之时，顺手将义军统领陈胜按死的秦将，也正是在后来的巨鹿城下，败于项羽破釜沉舟的秦少府章邯······

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刘邦都会忍不住去想：如果陈胜吴广起义之后，根本没有项羽这样的六国贵族之后，也没有楚怀王那样的临时统帅，秦，还会二世而亡吗？

过往数年，每当这个问题出现在脑海当中时，刘邦总能第一时间，得出一个纵是不想接受，也不得不接受的结论。

——如果只有陈胜吴广，那单一个秦少府章邯，就足以平定！

如果没了项羽这样的六国遗老遗少，楚怀王那样的义军统帅，就连刘邦本人，都很可能翻不出什么浪花，就被章邯、王离之类，剿灭在关东某一座山林之内。

这，也恰恰是刘邦得出‘秦待豪族过仁’的结论，其根据，究竟从何而来。

——如果灭六国之时，嬴政将这些故六国贵族斩草除根，二世胡亥，就很有可能寿终正寝！

甚至于，如今被天下公认为‘暴虐无道，远甚桀纣’的嬴秦社稷，都很可能享国数百年！

有‘秦’这么一个鲜活的教训，汉室自然没有继续错下去的道理。

农为本、商为末，一户狭五口以耕田百亩，男子成年之后强制分门别户，乃至于专门为压制豪强宗族，而精心打造的陵邑制度，便在刘邦的推动下应运而生。

但正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即便吸取了秦‘待豪族过仁、黔首过苛’，方二世而亡的教训，刘邦也需要想明白：秦的教训，究竟源自何处？

秦明明有上百年的王族底蕴，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对豪强大户仁慈，而视底层百姓于草芥的认知？

经过以往的人生经历，再结合后来所学到的知识，这个问题的答案，终于涌上刘邦心头。

——唯有儒家！

唯有诸子百家中，为地主豪强代言、为地主豪强利益奔走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