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变故发生在他17岁时，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是犹太人，于是狠狠的揍了他一顿，大声对他叫骂“犹大，犹大”这件事对库达耶夫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激发起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和对以色列的关心。

之后他放弃了阿纳托利-这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名，而为自己取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犹太名字“纳坦”。

然后经常在阿希波夫街的犹太教堂（外面）留连忘返。

在那里他认识了娜塔丽亚·斯泰格利茨，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后来改名叫维塔。

1972年库达耶夫申请移居以色列，但遭到苏联当局的拒绝。

库达耶夫决定，与其参加日渐增长的“不准出境者”的队伍，用漫长的等待换来无穷无尽的失望。

倒不如在苏联这个制度下兵行险着-然让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刺头，以自己不停的闹事，来换取当局的妥协。

应该说这小伙子很机灵，并且看透了苏联政治的关键处-官僚阶层不怕出事，而是怕事情出在自己辖区。

库达耶夫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一旦确定后计划后，他就开始频繁的加入各种政治抗议活动当中。

而且这家伙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一边闹，一边却在找关系去联系负责审批出境护照部门的魏林将军。

最终他获得了一次和后者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库达耶夫具体说了什么已经无法考证。

但据说会谈的结果不错魏林将军倒是答应，如果库达耶夫能够保持安静，哪怕只是三个月的安静。

那么作为对合作的嘉许，他就可以得到签证。

魏林将军甚至表示以“一个gc党将军的荣誉”作保证。

价码不错，并且证明库达耶夫的判断是对的。

于是纳坦·库达耶夫一下子就沉默起来，从积极的反对份子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修士，并且真的在三个月没有参加参加任何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

然而合作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结果。

魏国林将军后来通知下库达耶夫，他移居国外的申请最终被否了。

这直接激怒了库达耶夫，这不是单纯的否决其移民申请，本质上是一场嘲弄和羞辱。

库达耶夫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他又再度加入到抗议者的队伍中去。

与此同时维塔的申请倒是被批准了，很快她就可以移居去以色列。

但维塔一心想要和库达耶夫一起离开，为此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和他一起等待，直到她的出境签证马上过期了。

谁都知道延长期限是绝对不可能的。

维塔和库达耶夫决定在她离境前结婚。

然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民政局竟然拒绝给他们发结婚证。

显然，结婚证成了一个工具，用个惩罚一个“不准离境者”和一个即将移民出国的女性的工或者说刑具。

这个时候，被当局视为眼中钉的犹太社区，又一次当了坏人。

库达耶夫也维塔举行了犹太式的婚礼，由一位拉比主持，有犹太教士们祈祷，还按照传统风俗摔了玻璃杯。

这对情人互相注视着低声说道:“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在第二天黎明前，维塔离开了苏联。

没了后顾之忧的库达耶夫很快就成了苏联rq运动的核心人物。

实际上这家伙还真是个当头儿的料，经历旺盛，善于沟通协调，以及相当不错的幽默感。

眼下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中最出名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他曾经倍受苏联作协主席肖洛霍夫的保护，但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但转年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咳咳……显然也是个安慰。

其次就是更加传奇的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氢弹工程的领头人，但后来却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后者每次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都邀请库达耶夫作翻译。

同时库达耶夫实际上还担任了萨哈罗夫的私人助手，每当来访的美国要人要求会见rq运动组织时，通常都由他负责安排，这让他在境外势力中名气极大。

西方记者，比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特·托恩就多次公开引用库达耶夫的话语和文字来作为有关苏联境内rq活动积极分子的消息来源。

如此，KGB当然要坐不住了。

库达耶夫被拘留，被抓起来盘问，也就成为常态，不过都不严重，而且也没收到什么虐待。

尤其是境外势力头子（外国元首）准备来访问时，通常会有大量的西方记者跟随而来，每当这时，当局就会“请”库达耶夫“安静”一段时间，以保证重大外事活动的正常进行。

通常来来说，库达耶夫本事再大，萨哈罗夫在西方再有影响力，但和内务部比起来都是不够看的。

可偶尔也有例外，库达耶夫经常能利用他的好脑子给当局制造点让人哭笑不得事情。

在一次“请他保持安静时”，两个抓他的kgb特工不知道处于何种想法，竟然提出要和库达耶夫玩几把……国际象棋。

显然这两人应该是好手，同时知道库达耶夫在这方面很有才华。

库达耶夫答应了。

不过他也有条件，要挂点彩头。

来钱肯定是不行的，苏维埃禁绝赌博，于是库达耶夫提议，输的人得当众在地上跪那么一会儿。

一刻钟后，大家就看到了百年一遇的的kgb特工下跪的场景。

……

当赫尔辛基协议监督小组成立后，其精神支柱尤里·奥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纳坦·库达耶夫作为犹太人移民运动的代表。

库达耶夫全心全意地参加监督小组工作，尤其是亲自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当然这些报告最后都通过各种渠道跑到了境外，并成为境外势力用来攻讦苏联的最佳武器。

在干这些事情时，他当然意识到，KGB大哥无时无刻的不再关注着。

他知道他的电话被人窃听，他的家里装有窃听器，他的行动被跟踪。

他有可能不知道的是，有段时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沙尼亚·利波夫斯基实际上克格勃的眼线和坐探。

可库达耶夫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当局已经烂透了，不再有当年大清洗时的勇气来收拾他。

虽然他知道自己在kgb名单上已经大神级的人物。

可别忘了，在纳坦·库达耶夫之上还有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两个白金可以用来当避雷针呢。

1972年1月22日，苏联zy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为时1个钟头的专题节目。

这个题为《出卖灵魂的人》的纪录片把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库达耶夫在内，描绘成“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卒。”

坦白说，这种形式有点缺德，毕竟还没过法庭不是，不能贸然定罪啊。

然而更过分的是节目采取一种在苏联乃至全世界都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电视屏幕上放映出一些“境外势力走狗”的名字和照片，以及他们的地址……

显然这是最高苏维埃号召国民一起来天诛国贼了。

库达耶夫勃然大怒。

“这是在用录象手段煽动排犹运动。”

他立刻开始反击。

库达耶夫做了一件苏联公民根本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事情-他马上向法院起诉，控告电视台，要求它正式“否认那些损害我的尊严和人格的污蔑性内容，”并要求“这种否认必须用相同的传播方式发表。”

这份起诉很快在西方世界，以及苏联的地下世界流传开来。

kgb受到了高层的申斥，显然是他们的工作失职，没有及时的处理掉这么一个政治刺头。

于是他们决定亡羊补牢搞掉库达耶夫。

为此，库达耶夫的“朋友”沙尼亚·利波夫斯基被召到克格勃总部，命令他写一封公开信，指控库达耶夫曾企图召募他为CIA工作。

苏联新闻界对利波夫斯基的公开信大肆渲染。

坦白的说，库达耶夫确实是有拉利波夫斯基下水的打算，但CIA之累的，显然是太过于夸张。

这个事情，爱德华在纽约也有耳闻，甚至咨询过所罗门，后者只能是摊手：“亲爱的，CIA确实承担颠覆俄国人的任务，但是，你说库达耶夫亲自去替cia招募人员……说实在的，这是在看不起cia也在看不起克格勃……我敢说，如果库达耶夫真是替cia工作的话，kgb早就动手让他消失在西伯利亚了。”

在1972年3月13日，该信发表一星期后，库达耶夫拟了一份公开信，他写道:“现在的情况是，我好象是一个人质……被一伙无法无天一不管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上讲—的恐怖分子抓在手心任意摆布，随时都可以采取极端行动。”

随后所罗门的话，也得到了部分程度的应验……库达耶夫被投入臭名昭著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该监狱历史悠久创建于1881年，当时是军事监狱，用于拘禁刑期不长的下级军官。

十月革命后，被捷尔任斯基同志划给了全俄肃反委员会。

在“大清洗”年代，监狱被人民内务委员会作为刑讯场所，和卢比样卡监狱齐名。

五十年代后随着贝利亚被处决以及赫鲁晓夫的正常化运动，该监狱不再像当年那样阴森恐怖，而是成为了……kgb的……拘留所……

抓到的人，还没上法庭前都先关在这儿，听候裁决。

可“老资格”都知道，拘留所远比监狱更加恐怖。

理所当然的，他被捕的消息在西方成了各种头版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