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海商手中获得红夷大炮并非什么难事，毕竟李旦和荷兰人关系还是很铁的，不然历史上也不会担当明荷两国调解人的。但是秀保的**远非几门红夷大炮就能满足得了的，这些所谓的攻城利器可以拿来糊弄明朝和日本，但却迷惑不了秀保这个现代人的眼睛。
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也称为红衣大炮。所谓“红夷”，主要是对荷兰人的称呼，因此很多人认为红夷大炮是从荷兰进口的，其实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讹为“红衣”。
具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也就是五公里，但是现代史学界认为一般射程在两千米以内。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攻城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显著。
明朝的红夷大炮绝大多数是自行仿制的，只有极少数是自国外获得，例如宁远城堡里面的要塞炮是从澳门外海遭遇风暴搁浅的英国巡洋舰上打捞的18磅舰炮，全中国此时也只有两个地方部署（北京二十门和宁远十门）。
松锦大战期间，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炮三十七门，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松锦战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因而采用围城打援之策。
松锦一降，清军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近百米，这在以前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其实就是获得了明朝的大炮以及工匠）。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六百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锦战后，明军关外火炮大多落人清军之手，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清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铣，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这段话反映了汤若望的震惊，也说明了一个难以逆转的严酷的真情实况。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足以说明红夷大炮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然而它的威力仅仅是对于东亚而言的，在欧洲，别说是十八磅炮，就算是二十四磅、三十二磅炮都已经成为战舰上最为普遍的火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更是装备了数量可观的六十磅炮！如此看来，便知道秀保究竟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了。
不过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便获得这些巨炮，日本那种安宅船或者关船呢装备得了么？答案是“你在开玩笑么”，即便是李舜臣引以为傲的龟甲船，其上装备的也不过是相当于十二磅炮的“叶公神铳”（也就是朝鲜史书中提到的“天”、“地”、“玄”字大铳），那可是长三十三、宽四米，和明朝的“福船”一个级别的巨船啊。
反观日本的安宅船，虽说与龟甲船在体型上不相上下（征韩安宅船基本在长三十二，宽十一米），但该船适航性差，且大多数为人力划桨，不像龟甲船般有可折叠的风帆，机动性差；其次，船楼较高，且没有铁甲防护，很容易成为火炮的目标，海上的靶子；最后，由于结构上的问题，根本不可能装备大型的火炮（后坐力问题），只能装备大铁炮之类的火器，射程近，威力小，这才造就了李舜臣的一个个神奇战役（最夸张的鸣梁海战，李舜臣以十三艘板屋船大破藤堂高虎的三百余艘战船）。
因此，要消灭朝鲜水军，不仅要引进巨炮，更是要连战船都要一同买过来，但是由于秀吉对西班牙人传教的限制，两国关系并不融洽，想获得坚船利炮更是难上加难了。
秀保在长府城一呆便是五天，并不是贪恋这里的河豚或是留恋美丽的风景，而是等待一个人，一个足以操纵整个战局的人。
“主公，李大人到了。”高虎将李旦和李国助引进了大殿，由于李家的东山再起，福建巡抚也是顺水推舟，为李旦讨要了个泉州总兵的官衔，因而也算是个“红顶商人”了。
李旦父子的到来让秀保心情舒畅了许多，想到即将到手的西班牙大帆船，秀保相当恭敬地寒暄道：“匆忙找李兄前来，在下实在过意不去啊。”
“殿下哪里的话，您对我李家有再造之恩，切勿这般客气啊。”李旦和李国助深施一礼，便在侧席坐下了。
“既然这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秀保兴致勃勃地说道，“这次找李兄过来，是想让您替我置办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