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寇凖商榷完大楚的相应礼法之后，话题转到了历法上。

而事关历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年号。

之前大楚用的正统年号是骆永胜当楚王时使用的，现在做了皇帝，那就应该更换。

为什么要更换？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的历法规矩，都是皇帝纪年法。

从秦始皇开始到最后一个溥仪，用的都是皇帝纪年法。

这种纪年法的方式体现的目的，是可以让天下人直观的知道，这个皇帝在位了多少年。

频繁更换年号的皇帝就比较讨厌了。

现在骆永胜做了皇帝，就必须有皇帝的年号，再用正统就不‘正统’了。

“不设年号行不行？”

骆永胜本只是随口问上一句，就见寇凖很是平静的点头。

“行？”

“当然行。”

寇凖给了肯定的答复：“在有年号之前，国家在历法上的统计以君主在位的年数来定，有了年号，其本质也只不过是为了从侧面来践证皇帝在位的时间罢了。

这里面，王莽篡汉之后，就没有用年号，他选的是以其王朝诞生之年为始建国元年，这就是想要以国家存在的时间来定历法。

所以，陛下如果想不设另外的年号也是可行的，历法上咱们可以循祖，比如黄帝历？”

最后提及黄帝历，寇凖以为骆永胜是打算崇奉始祖才决定不设年号的，没想到后者还是摇头。

“始祖离咱们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遥远，如果沿用黄帝历，那么从元年至今就有将近四千年，历史过程中有很多的空白期，这都需要一一填充，不然缺少了一份正统性。

所以朕有两个打算，一个呢是以朕出生之年为元年，朕今年三十四岁，那就是三十四年，还有一种呢则是以朕登基之日、大楚开朝之年为元年，阁老选一个吧。”

寇凖陷入了思忖之中。

骆永胜给出的两种想法，第二种是有先例的，而出名的先例不是王莽的始建国，而是秦始皇。

严格来说，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并没有皇帝年号，他只是将秦王政二十六年改为了始皇二十六年，也有一说为始皇帝元年。

因为秦始皇本身的想法就是大秦自始皇及下传迭，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不易。

现在是正统九年，改成大楚元年当然可行，因为今年确实是骆永胜当皇帝的第一年。

不过寇凖又在考虑骆永胜提及的第一个建议。

那就是以骆永胜出生那一年来做年历，可不可行？

这么做就是更深度的放大骆永胜对大楚这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方便中央集权，而且作为大楚的开国皇帝，骆永胜这个老祖宗以生诞年定国家历法，后代的子孙就不敢变。

这样日后也可以省却改元之后还要重新更正年历的麻烦。

史载也可以比较清晰。

当然，这些所谓的好处说到底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出来糊弄人的。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那第一点。

放大骆永胜对整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

俗称。

造神！

“若是以陛下生诞之年做国家历法，那么就不能叫大楚三十四年。”

寇凖挑出了一个小小的不算毛病的毛病：“因为大楚自陛下南昌举义至今也不过才九年，以大楚冠名有些牵强。

陛下是始祖后裔、圣人临凡，不如，就叫圣皇历三十四年？”

圣皇历？

骆永胜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哆嗦。

这好肉麻啊。

而且为什么听起来，会有一种浓浓的玄幻风呢。

“圣皇两个字朕实在是怕后世笑话，叫中元历吧，简称中元，朕诞生之年为中元元年。

有朕之前，为中元前，有朕之后为中元后。

将中元前3731年，始祖诞生之年，定为华夏文明起源年。

中元前2089年，周公定礼。

中元前1235年，始皇扫六合。

中元前1148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致上就是这意思。”

寇凖的脸色变了。

他突然才发现，在谈历法这件事，看来骆永胜早有准备了。

听听刚才骆永胜明确的四个时间线吧。

在这个新的中元历历法中，骆永胜只提了四个例子，除了后两个都有迹可寻之外，前两个的时间线其实极其模糊的。

为什么，因为太过于遥远。

黄帝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

周公旦定礼的第一稿，又是哪一年诞生的？

有史书文献可以证明吗？

有，也没有！

说有，其真实性也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乱。

为什么咱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反而搞不明白了。

提及历法，那是必然要和历史捆绑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历史的文明就没有资格叫做文明。

中国既然是文明古国，溯源历史是后人必然也必须要去做的事，若是不去溯源又怎么有资格标榜自己是文明古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