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天灾都往往伴随着人祸，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硬道理，在大汉更称得上是一种常态。在多灾多难的大汉，几乎每出现一次灾害，受灾地的官场都面临着一场剧变。

灾前、灾中、灾后，都有大量的官僚职吏，因为层出不穷的原因，被夺职免官，乃至杀头流放。而其中单纯因为防灾、救灾不力而被朝廷检查处罚的，是极少数，更多出现的，还是借着灾难中饱私囊、草菅人命的情况。

这其中固然也有积极的一方面，比如一些忧国忧民、勤恳尽力的官员，会得到褒奖与升迁，但与整体样本相比，更属少数了。

虽然大汉的吏治教育中，一直要求官僚忠君爱国、育民如子，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但在具体的任职实践中，能够做到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就这，还是在大汉监察权力强势的环境中。就同历往每一次灾害中的情况一样，去年的中原雨水灾害，同样也伴随着对一批官员的处理，其中就以贪官污吏居多。

胆子大的，甚至连水部与道司拨下的护河、护堤、植林款项也敢贪墨。作为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对其维护，在老皇帝的领导下，朝廷是向来舍得投钱。

就比如沿黄、汴、淮水沿岸的植树固土保堤政策，已经施行三十多年了，并且每年都有钱粮下拨，专款专用。同时，涉及到一些州县无法承受的水利、桥堤工程，只要向上请援，不管需要排多久队，经过审批后，多少都能够抠出些钱粮来。

甚至于，还有利用关系，专门通过水利工程请款，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亏空。水利工程，目的在于防害取利，取利多少如何往往无法具体评估，但在防害上，一旦洪水之至，那谁实谁虚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甄别谁忠谁奸、谁贤谁庸也更具说服力。

每次听到怒的情绪，既怒其贪恶，也头疼这些人的胆大妄为、不长记性。

到如今，经过千锤百炼的太子，再审阅地方呈上的奏章时，也已抱着听十分、信五分的态度，甚至更低，就同老皇帝一般，太子对大汉的官僚们也没有更多信心可言

因此，从上阳宫拿到的那些关于黄淮道州灾后重建过程中发生的烂事，刘旸虽然心生愠怒，但还真就没多少惊讶。

明面上的丑陋与罪恶，不过遣派监察钦差，巡视查办，基本就能解决，难的是，那些隐藏在表面下，不曾体现在奏章的东西。

而皇城、武德二司奏章中所提到的，土地兼并问题。毫无疑问，一场祸连州县的雨灾洪涝，不只使受灾官民损失惨重，也严重阻滞了大汉的税制改革。

在淮南、淮北地区，甚至出现了普遍性的反复、倒退。淮河流域的土地，淹没的土地达有百万亩，毁坏的不只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还有灾前的土地秩序。

开宝二十八年时，两淮的税制改革才刚开始不久，土地清丈的进展也很缓慢，但是，一场大水过后，微薄的改革成果也跟着泡汤了，几乎伴随着那些被破坏的土地标识与界线，以及那些遗失的数据、资料与凭证。

道司提交的灾后重建，在刘旸看来，更像是一场秃鹫的饱食盛宴，以及保守派的狂欢。上百万的灾民，地方官府根本不可能救助得了所有人，有限的资源，也只能用在其中一部分的幸运儿身上。

而剩下的灾民，更需要自助自救，单纯地依靠官府救灾，人早就饿死了。能忠实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做到全方位救助灾民的地方官府，几乎没有，出现在大汉这样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那么合理。

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之谈，能够尽量保证救济粮供应，减少饥荒致死就已经算用心了。这一次水害中，两淮的官府做得也的确是差劲。

流民回到家乡，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基本一穷二白，想要生存下去，官府靠不住的情况下，就只能仰求那些乡贤郡望的帮助了。

这份帮助当然不是无偿的，代价是中国过去大部分历史长河中循环往复发生着的事情，变卖土产，沦为佃民，人身依附。

诚然，当前的大汉体制下，那种无节制、无底线的兼并行为是得到极大限制的，但是，再严密监管，也有空子钻，世上有太多事不是一些法条就能约束得了的。

在经过三年税改轰轰烈烈的洗礼后，大汉的地主阶级们也从初期的打击中醒过神来，适应之后，

像当初那种把土地在族内化整为零，分担地税的办法，到如今，也已显得落伍了。就像正在两淮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灾民返乡后，土地依旧给你种，田册上登记的所有权还是你，还提供农具、种子、耕牛租赁服务，只不过，每季地里产出，刨除上缴给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缴纳一部分给“债主”。

也不怕上面来查，毕竟，这一切都是按照税改规定来的。这可不是兼并，只是还债，朝廷要打压“主佃”关系，这“干干净净”的债务关系总不能禁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