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这么大，自西向东，正常行路，走几个月都走不完，臣子们分驻各方，为国戍守固防，平日里本就难以见到，连他的儿子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何况其他人。

借着这个机会，不只是给他祝寿，也是一个内外军政重臣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机会。朝廷需要听取下面的意见，综合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改政策，下面的臣僚们也需要明确贯彻朝廷的政策方针，以免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什么差池。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沟通的过程，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治理而言，也是有好处的。迫于交通信息条件受限，自然不可能经常搞，但借着他五十岁生辰，组织一场国事交流会谈，还是值得去做的，有意义，也有可操作性。

不过，话是这么说，刘皇帝也以这个理由来自我安慰，但王禹偁那道谏章，还是在他心中埋了根刺，让他极不痛快。

多疑的刘皇帝，也难免去猜想，官民百姓对他，真的有了其他看法？他如今的所作所为，还像个圣主明君吗？

我不会真变成李隆基吧？这样的念头，刘皇帝以前从未想过，因为他是一向有些看不上唐明皇的，把好好一个帝国，折腾到崩溃边缘，直接从盛世走向没落。

但是，嘴里说着以史为鉴，但现实中，往往不自知，反思虽然是刘皇帝的一个好习惯，但是不知觉间就容易沉浸在那辉煌之中......

朝廷中从来不缺见风使舵之人，皇帝心里不痛快了，下面自然有闻风而动者。朝廷内部，尤其是都察院，就有好几名御史，在卢多逊的指示下，上表弹劾王禹偁，说他狂傲自矜，滥言造次，冒犯君父，要求严惩。

不过，马屁该是拍到马蹄子了，对于这些人，刘皇帝格外恼怒，他需要对一个小小的王禹偁打击报复？去为成全他的忠直清名？

因此，那些上表弹劾的御史，反倒吃了挂落，责的责，贬的贬。用刘皇帝的话说，王禹偁虽然刚直犯上，但可体其一片忠心，你们这些御史言官，该进谏的不进谏，该纠弹的不纠弹，只会落井下石，小人之行。

于是，好几名御史被贬出朝廷，卢多逊失去了几名心腹干将，本人还受了池鱼之灾，被刘皇帝批了个御下不严，玩忽职守。

与此同时，开封府以及皇城司也是大肆出动，横行京师，开始“消灭”那些莠言谬论。如此声势，自然闹得鸡飞狗跳，京内一时噤然，几乎所有的士民，见此情形，都严厉地约束自家孩子，不许再乱传乱说，“刑徒营”也成为了大人吓唬孩子的手段之一。

皇城司也感受到了源自于刘皇帝的压力，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监察东京舆情，那童谣都传得漫天飞了，竟然毫无作为。

张德钧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只能更加卖力，想要做出点成绩，以消官家之怒。开始大加侦探谁在背后传播流言，蛊惑人心。

结果嘛，以皇城司的能力，也没查出个“谋反分子”，东京城内各酒楼、茶肆的说书先生，倒是有好些被带回皇城司问话，也没个结果。

查到最后，在五丈河边找到一块石头，上边刻着那首童谣。这样的结果，可就严重了，这岂不是在说，此次风波，并非人为，属于上天“警示”？

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张德钧严令封锁消息，然后匆匆忙忙去见刘皇帝，陈述此事。得知皇城司在开封的动作后，刘皇帝更加恼火了，狠狠地把张德钧批评了一番，这不是在给他招黑嘛......

同时，原本并没有那么在意的刘皇帝，反而起了疑心，童谣并不可怕，百姓们也好愚弄，热度过去就好。

但是，他可不相信有什么石碑能天然地刻着这样一首童谣，这假托神祇的背后，必定有鬼魅奸邪作祟。

于是，给张德钧的指示，只有一个字，查！一查到底！

开宝十七年冬季发生的这场风波，只能算一个小插曲，一点小阴霾，虽然把刘皇帝搞得有些郁闷，有些恼怒，但来年的嘉庆节，他还得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仍旧要办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