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高岳随后对二位刺史所言，在利州推广种茶，在洋州扩大月河谷的屯田规模之事，二位自然满口应承，并对高岳说，合川郡王愿支援蜀地一批茶农来利州。

如此蜀地与兴元府谈拢，果然数日后，朝廷的中使到来，知会高岳即刻入京，商议平凉筑城的事宜，另外白草军需要出防秋兵。

“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唐要和西蕃结束之前短暂的和平啦。”高岳沉吟道。

内战旋即要为边境战争所代替。

秋季的余晖下，云韶、云和两姊妹，正坐在官舍中庭花架下，教着竟儿读书认字，达儿正在襁褓内，由阿措抱着逗乐。

高岳走了进去后，看到此，就问竟儿读的什么书。

得到的答复，是些简单的韵书，和启蒙的书籍，“卿卿，兴元府的州学太凋敝，竟儿再长些年岁，便需要私学。”云韶的意思是高竟再大些，我姊妹俩怕是都承担不了，最好找个精通经典儒学的先生私下教育，这样才学方能真正提高。

“我升平坊家院里，都是军将出身，怕是将来竟儿的教学，要托付给他人了。”云和双手支颔，有点泄气。

可高岳却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不能光想着自家的孩子，阿霓说的州县之学凋敝，我也深有感触，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主政兴元府这两年，是要振兴州县一级的公私两学了。”

其实原本到了盛唐时期，州县学和国子学就陷于了大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恰恰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科举制度的兴起。

唐朝初年，太宗皇帝不但增设各级学舍，还多次下诏，给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各自不同的就学入仕途径，那时中央和地方的教学还是以“经学”为准，故而学校主要职责便是让学生“明经”。

可到了武后时代，因她偏好文学取士，故而科举的评判标准，由原本的“经学”转为了“文学”，即偏重于诗词歌赋，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中晚唐时代，高岳当初在礼部南院考试时，所写的策问还狠狠抨击了武后的政策。而明经科呢，考试标准也转向单纯的贴诵，并不需要应试者真的明白经学要义，这样以经学为主的“公学”，因为教学内容和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迅速衰落，专注于诗词歌赋的“私学”盛起，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玄宗时代不得不强行规定，身为举子，必须有当地州县学校的“毕业证”，随后进中央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进行适当的进修（入广文馆），而后才能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以此来保障学校的入学率。将来高竟按照正常的轨迹，十有七八也是靠着高岳的门荫，入国子监（当然高岳若能入三品后，便能入弘文崇文二馆）就学，然后以各种方式踏入仕途。

可唐政府政策的强行规定，在时代的发展前，就是“螳臂当车”的下场。

事实上在玄宗时代，学校教学“学了也没用”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比如开元年间的田琬，这位年轻时和高岳一样，也曾入太学，可学了段时间，觉得《小雅》里整天跟个怨妇似的唧唧歪歪，《大雅》则整天教人如何繁复地“奢侈”，便觉得这玩意学来作甚？我大唐之士，“功业宜先于济理，章句非急于适时”，索性去学骑马射箭、孙吴兵法，随后投笔从戎，立功疆场，最后居然当上安北都护，后来又任易州刺史、高阳军使，仕途直至河东节度使。

到了高岳这个年代，国子监也好，州县两学也罢，根本就是名存实亡了，所以先前高岳在太学里，国家为保住国子监，要求京兆府解送的举子，国子监学生必须占取一定比例。

“唉，人心既去，即便以法律拘押之，也是无济于事的！”高岳深知，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要不要振兴，当然要，可靠下达些政策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而是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进行强力的革新才是。

“马上就在兴元府复兴学馆，不过学馆也是要厨料、木薪、俸禄等各种支出的，我准备从职田米当中，抽取三分之一来，再加上公私俸禄里支取五百贯钱，充作学馆的经费。”高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