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掌握了多方面的信息，付可乐非常清楚，在陕北的红军现在情况到底有多么的糟糕。虽然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和原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合并之后，连续打了好几个漂亮的胜仗，消灭了东北军的差不多两个半师。1935年9月下旬，东北军六十七军110师师长何超率部在劳山湫沟沿中红军埋伏，全师覆灭，师长何超被击毙。10月，六十七军107师619团在甘肃北部榆林桥被歼，团长高伏远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五十七军109师及106师各一个整团被歼灭。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部队疲惫不堪又缺衣少粮，还能保持有如此高的战斗力，给张少帅和西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艺哲莫大震惊。

但是，这些被消灭的东北军部队自己也不富裕，红军从他们身上的缴获极为有限，所以红军缺少弹药、粮食、衣物的局面没有得到大的改善。而且因为陕北人烟稀少、土地贫瘠，这种局面显然在可见的将来也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还会随着红二方面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大量的国民党中央军部队将尾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到来。国民党中央军的整体战斗力那不是东北军可以比拟的。

现在作为西北剿总副司令、西北地区十几万东北军的主帅张少帅对蒋校长迟迟不抗日感到很不满，不仅产生了寻求苏联合作抗日以夺回东北的念头，而且因为发现国民中央政府在频繁寻求和共产党谈判，也萌生了和共产党谈谈的意愿。这就很可能给处境困难的红军提供一个破局的宝贵机会。

付可乐认为，既然潘富已经认同了自己，让他们通过向红军释放善意赢得苏联谅解，通过和红军商谈达到和苏联间接商谈的建议。以潘富对于张少帅的强大影响力，这个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他必须尽快将这个情报送到俆治那里，这样陕北中央红军可以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迅速开展对少帅的工作。如果能够将少帅从蒋校长的阵营中争取过来，那红军就能够迎来一个崭新的大好局面。

这个时期的中央红军，对于未来的方向正感到迷惑，红军的决策层经过多次讨论，还是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何去何从，各种打算都有，比如前往新疆、外蒙古方向取得苏军的援助支持，比如再带着国民党军队绕一个大圈子进行二次长征，或者打到相对富裕的阎锡山的山西去。

但是这三个选择都有各自的问题。往新疆外蒙的方向，有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队伍，拥有数量众多机枪的骑兵群，既有强大机动力又有猛烈火力，在辽阔地带上非常难以对付。而且那个方向上不仅弹药、粮食补给非常困难，也基本招不到新兵来补充部队。第二个选择，如果再绕大圈子，那就是要回到江西、贵州、四川等地，就很容易被扣上内战的帽子，当初红军北上的时候是表态去抗战的，那现在掉头南下，和民众该如何交代呢。第三个选择，如果想打到山西去，那就得对付自从张大帅的奉军以后，家底最丰富的军阀阎锡山，太原兵工厂保障了晋军的火力装备完全不下于中央军，而且以逸待劳。红军一旦进攻晋军不是很如意，变成僵持的局面，那就很可能陷入到再被中央军从后面夹击的绝境中去。

当天傍晚，太好大药房，俆治再次在信箱暗格里得到了付可乐留下的纸条情报。纸条的内容是：东北军少帅对蒋迟迟不抗日产生很大不满，希望联合苏联抗日，在苏联的援助之下夺回东北。因为少帅与苏联有早年的怨仇，无法直接与苏联联系，可能会以对红军示好的方式来表明诚意，并希望通过红军达成和苏联之间的沟通。金星。

这份情报让俆治再次感叹金星的神通广大，他人在杭州，是怎么得到东北军少帅这么绝密的情报的。俆治只是感叹这份情报的密级，并不充分知道这份情报的超级重要性，甚至达到了和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的程度。因为他不了解陕北中央红军此时真正的困境，而是想当然以为，红军既然胜利结束了艰苦而伟大的长征，那当然会有一段平稳舒心的日子好过。好在他还是选择第一时间就将这份情报发报给了上级。

中央红军收到这份情报之后欣喜异常，当时正巧有西北军的一个营被红军围困在一处坚固工事之内，但是地形非常有利，火力也很猛。红军强攻不下，损失了一些人。在了解到少帅有可能有意和红军谈判的情况之后，红军就派了那个在前几次战役中俘虏的西北军团长高伏远前去劝降。

红军在当时条件非常恶劣，自己吃喝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好吃好喝拿来优待俘虏，这种做法在西北军被俘官兵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红军还通过真诚的谈话，成功影响了高伏远的态度，使得他从最初的对抗转变为认可红军。作为东北军人，高伏远原本也是能够接受“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和“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观点，红军对东北军喊出的“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样的口号，更是喊到他的心窝里去，激起了抗日的决心。

高伏远被红军带到那处被围困的东北军工事，他进入工事之后告诉为首的东北军营长，红军希望和东北军展开和平谈判。该营长迅速将此消息通过电话向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艺哲报告。王艺哲得到电话报告之后非常重视，让营长派人将高伏远送到他这里。高伏远向王艺哲讲述了他被俘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红军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王艺哲随即通过高伏远与红军展开了进一步的接触谈判，并立刻将这个情况告知了张少帅。

张少帅真是一打瞌睡，就有人送上了枕头。潘富刚刚向他建议，通过向红军释放善意赢得苏联谅解，通过和红军商谈达到和苏联间接商谈，最终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取得苏联的援助，带着东北军夺回东北。少帅觉得这个策略很好，正在寻思如何和红军取得接触之际，就接到了王艺哲说红军要谈判的电话。少帅马上告诉王艺哲，让他好好招待红军代表，先与红军代表展开谈判。他自己将尽快从南京赶过来。

王艺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六十七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的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

随后双方按照协议展开多项合作。红军在后子头村设立合作社，沟通红白区贸易。红军还派出政工人员到洛川第一高小演讲，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而王艺哲也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六十七军的官兵都会唱《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美丽的大豆和高粱，那里有无穷的宝藏。。。。。。”

拥有优秀的宣传教育能力，才能真正接近民众的心灵、争取到民众的支持。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无敌大招。国民党几乎没有什么宣传能力，这一点从国民党中央有宣传部，而省级及以下就再也没有宣传机构了，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不过这也怪不得国民党，国民党从根上开始就已经长歪了，你让它怎么宣传自己。当初国民党一大确立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国民党现在是将三大政策每一项都干干净净彻底违背，然后唯一真正执行的政策就是遭到国人口诛笔伐的“攘外必先安内”，所有的宣传，最核心的着眼点就是政策。没有能拿出来见人的政策，自然就没办法搞宣传。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国民党能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不断的搞各种各样纪念、回忆孙中山先生的活动。

张少帅和王艺哲军长对士兵极为关怀，在南京政府军饷减少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天冷时候，给每位士兵发一件皮背心，士兵们常常摸着背心说：“这是副司令发给我们的，多漂亮。”长官怜悯之情，关怀之意，让底层士兵发自内心地感激，帮助形成了六十七军的良好军纪，爱老百姓。而这种军纪，这种对老百姓的亲近，是和红军一贯的优良作风非常接近的。这就使得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停战不是听命行事而已，变成了一种真正和谐的相处。

几天之后，张少帅亲自赶到了洛川。少帅也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进行了会谈。这是少帅第一次和中共的代表进行谈话。这次会谈双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歧点：中共这个时候的主导政策是“抗日反蒋”，而少帅希望抗日，但并不愿意反蒋。少帅和蒋校长的私交很不错，他只是不满意蒋校长迟迟不抗日，但是绝没有到了要反对蒋校长的程度。

不过这次的会谈收获还是巨大的，首先就是少帅以他的慷慨大方，强力帮助了红军在生活物资上面临的巨大困难。通过这次会谈，不仅确认了西北军和红军的停战互助协定，还让少帅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风貌，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了解。通过这次会谈，还让双方看到了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可能性，为今后双方更多、更高级别的会谈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