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虽然可以说已经狠狠地报了仇，但是对张家父子的厌恶却根深蒂固，认为他们就是最典型的封建军阀。张少帅1933年到欧洲旅行接受戒鸦片治疗的时候，曾经向苏联申请，希望赴苏商谈联合抗日之主张，被苏联毫不犹豫拒绝了。

付可乐道：“其实，少帅想找苏联人谈话，想和苏联人合作抗日，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最起码，你们现在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拒绝的理由，就是你们双方过去有仇。但是你们和苏联之间的这些仇是远远比不上日苏之间的。苏联在你们身上可没有吃亏，最多就是丢了一点面子而已。但是苏联和日本之间的仇恨，那可是关系到苏联国家在远东的战略安全的，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我认为你们和苏联之间的仇可以想办法化解，你们先拿出让别人看得见的诚意来。暂时没办法直接谈，可以先试试间接谈。”

潘富醒悟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应当找红军谈！通过向红军释放善意化解和苏联的宿仇，通过与红军商谈达到和苏联间接商谈。”

付可乐笑道：“我可没有说找红军，那是你自己说的。到底能不能曲径通幽，我也不知道。”话虽如此，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全中国各派系的军阀都心知肚明，要想得到苏联方面的军事援助，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而苏联对中国军阀进行军事援助来对抗日本，是有先例的，苏联曾经给与冯玉祥的部队大量的军援，并且派遣苏联军事顾问团帮助冯玉祥的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

另外一方面，付可乐对共党无敌意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包括蒋校长和戴处长在内。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对付日本人的功劳，都能记几大本子了；对付共产党，却一项功劳也没有。这要是说他不是有意而为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只不过他的情况太特殊了，谁都不能用这一点来针对他。你是戴处长的话，有一个手下神通广大，成了你都惹不起的德国情报兼外交双料官员，还能给你立下数不清的抗日功劳，帮你开车行赚钱，帮你保养身体，帮你讨好校长夫人，你会计较他没有在反共上做出成绩吗？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装着看不见了。

潘富也笑了，说道：“是的是的，你没有说要我们去找红军，是我自己说的。其实最近两个月，少帅在陕西防区，已经连续遇上两拨人，都是中央国民政府派去和红军谈判的人。他们能去谈，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谈呢。”

中央国民政府数次派人到陕北找红军谈判，是因为蒋校长觉得红军的问题已经进入尾声了，想通过谈判完美解决问题。别看这么多年以来蒋校长对共产党下手毫不留情，但是如果真有能顾彻底收服共产党的机会，他是绝对甘之如饴的。其中原因复杂，主要是两党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国际外交上的考虑、尤其是事关日本的大敌苏联的考虑。蒋校长连两党合并后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国民革命同盟会。他要改编红军的部队，最重要的是要求中共的领导人离开部队，可以去留学，可以到政府部门任职。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是要明确拒绝的，是一定要保持本党的独立性的。

当时红军在南方的根据地丧失殆尽，而在陕北是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下去的。红军在江西的时候，平均需要九个农民才能供应一个红军的后勤。当时陕北总人口才几十万，供应原来就在陕北根据地的万余红军已经很困难，中央红军一方面军8000余人的到来，就是雪上加霜。何况，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现在也正被敌人赶过来。陕北还有临近的甘肃北部，都是极为贫瘠的地方，就不是能养兵的地。

张少帅之前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率领十几万东北军，再加上四五万杨虎臣的西北军和其他一些杂牌军，总共二十多万部队在陕北“剿共”。和红军打了三战，差不多丢了两个半师。张少帅为了这战损，找中央政府补充。中央国民政府不仅不给他补战损，耻笑东北军无能，被穷途末路的红军打成这样。嘲笑完了以后，还把这几个师的番号给取消了。这也是中央国民政府对待杂牌军的一贯作风了。这件事快把张少帅气得吐血，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疏远感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潘富觉得，自己若是这个时间向少帅建言对红军释放善意，通过红军和苏联间接取得联系，是一定会被少帅采纳的。

东北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差劲了，被红军打掉的这两个半师，其中有一个师根本就是被红军一个连的部队，一个出其不意的冲锋，就完全垮了。张大帅若是泉下有知，他装备全中国最精良的奉军，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棺材盖板怕是都要按不住了。当时报的出名号的中国地方军阀部队，无论晋绥军、湘军、桂军、川军、西北军，都比东北军要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