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6日拂晓，葫芦岛市缸窑岭日军守备队在队长疙瘩胡和副队长井上正光率领下，突然包围了下五家子村。日军随后驱使全村100多名青壮年到了西河套，要求前些天就被他们抓走的所谓“土匪”，该村的三名村民当场指认抗击过日军的其他人。这三位村民不愿意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所谓罪行，更不愿意连累无辜的同村人，拒绝指认任何人。

日军随即将这三位村民杀死，然后逼在场的村民互相指认，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开口！井上正光怒不可遏，命令用3挺歪把子机枪同时向村民猛烈射击，100多无辜的青壮年瞬间倒在了血泊中。井上正光命令日军士兵对倒地的人们进行检查，还有一口气的全部补枪或者捅一刺刀，然后在尸体上倒汽油，纵火烧成灰烬。

井上正光在村外大屠杀，正队长疙瘩胡在村里指挥日军下毒手。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被日军用枪、刺刀逼到屋内，用绳子、铁丝绑住，然后日军开始点火烧房，连房子带人一起烧。烈火在全村熊熊燃烧，烧杀的过程持续三个多小时，全村六十四户，被烧毁民房400多间，被杀害人共387口。

中国在流血！

经历了这场残酷无比的大屠杀，整个下五家村总共只有11名幸存者。特别小组经过努力，找到了他们当中的4人。

刘勤是从西河套杀人场跑出来的，在日军追击下，他不顾一切地跳进了一口深井，追上来的日军朝井里开枪，却打死了早前就藏在井中的其他人，使刘勤得以逃生。

13岁的刘治中和其他五个孩子一起被日军绑在树上，准备点火将他们烧死。当火点着之后，日军就离开现场。孩子们挣开绳子就跑，但是没跑多远，就被日军逐一枪杀，只有刘治中这么一个孩子死里逃生。

刘国珍是幸存者中唯一的女性，她回娘家的第二天就遭遇了这场大屠杀，她手持菜刀钻进一座小庙。日军用刺刀扎不着，又不敢自己往里钻，就点燃一捆干草塞进庙门，扬长而去。结果火势没有变大，刘国珍拼命忍受，熬过了烟熏火燎，等她回到家时，发现全家18口都已经被日军杀害了。

刘明善全家七口人躲在屋内，除了他之外六人都被日军用刺刀扎死，他全身被刺了七刀，神奇地无一扎到要害，他奋力将那个日军推入了火堆，侥幸逃出了虎口。

11月26日，天津《大公报》，《大公报》上海分刊，以及其他收到特别小组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的几家报社，一起报道了罪恶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下五家子村惨案的详细情况。这是继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一万七千多中国民众被日军焚杀死亡），和1932年9月16日的平顶山惨案（抚顺煤矿附近栗家沟、平顶山等村3000余村民被日军灭绝性屠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又一次惨无人道的恶行。

多家报纸媒体的这些报道激发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抗日热情。为了引领配合全国的这种抗日大形势，1938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宣言表示，只要全国人民能够同心协力实现抗日的主张，则一定能够赢取最后的胜利。

《抗日救国宣言》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强烈反响、坚决支持，并导致全国各地民众的抗日热情持续高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活动越演越烈，并且逐渐开始向全国的其他城市扩展。

两天之后，付可乐回到了杭州。回杭州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了，和日本银行百元银圆兑换券用纸，几乎完全相同的杉木和三桠树皮混合材质纸。整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仅仅搞清楚了三桠树皮和杉木片的材料比是比1，就已经消耗完了付可乐从香港带回来的两大麻袋三桠树皮材料。

好在不久之后，委托安歌父母代为收购的三桠树皮就到货了，这才度过了原材料危机。然后，付可乐又就成品纸的厚度、光滑度、透明度等指标分别进行了多项的实验，才最终制作出完美无缺的成品，并将整个造纸的工艺流程确定了下来。

对于他们这个团队而言，他们已经拥有德国最新型的海德堡全自动圆压平印刷机、有三位顶尖画家、有世界最强的金石雕刻家、有印刷和制作雕版的专家，解决了日本银行银圆兑换券关键的用纸问题，前面就没有什么真正无法跨越的难关了。接着需要的就是团队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最终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