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朱棣在世时，朱瞻基深得祖父赏识。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为此不顾亲情。洪熙元年三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亲信，他按预先密谋，五月十三日加害朱高炽。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NJ1．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日：“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当然，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随着人们掌握的史料不断增多，相信最终会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还有一些资料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永乐一朝,成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征战的,而成祖不在的时候都是朱高炽在监国的.之所以朱高炽留在后方监国其原因是因为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他登上皇位也是不容易的,皇二子朱高煦与成祖有几分相像，长年跟随成祖在外,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因此他于公元1404年被立为太子.

《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可谓善!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明惠帝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时驸马都尉梅殷在军中，从黄彦清之议，为发丧，追谥孝愍皇帝，庙号神宗，壬午以后谥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与显皇帝庙号复，改上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朱允炆是懿文太子朱标第二子，但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早故，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就视朱允炆为嫡长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由于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所近之人多怀理想主义，性情因此与其父同样温文儒雅，即长皆以宽大著称。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他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份严苛的条文，深得人心。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去世，死前密命驸马梅殷辅佐新君，朱允炆在同月（6月30日）即位，定次年（从1399年2月6日开始）为建文元年。惠帝在六月晋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1]在国事上倚重三人。惠帝的年号建文有别于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严刑峻法治国，即位后改行宽政，《明史·刑法二》记载“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囚犯人数减至洪武时期的三成左右。

明太祖为巩固皇室，大封宗室为藩王，各拥私人护卫军队。对惠帝来说，诸藩王大多为其叔辈，且在封地掌握兵权，心中由是不安。惠帝为皇太孙时曾问黄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子澄回答说诸王军力不足以抗衡朝廷。惠帝即位后，下令各王国的地方文武官员听朝廷节制，采取削藩政策，先后废黜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及岷王。在部署对付年龄最长、军功最多、武力最强大的燕王朱棣时，由于惠帝身边的谋士多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以致打草惊蛇，引发了燕王先发制人的念头。朱棣在权衡利害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起兵反叛。他以“靖难”为名，向京师进军。

尽管朝廷的兵力远胜燕王，由于惠帝下令“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必须活捉燕王，这样便掣肘了中央军。加上以前太祖滥杀功臣名将，以致朝廷缺乏将才可用，而燕王曾随功臣出征，有雄才、善用兵，将士用命，因此中央军屡为燕军所突破。建文四年（1402年）四月，中央军主力在淮北惨败，燕军乘胜渡过淮河及长江。这时有人劝惠帝离开京城，方孝孺力请惠帝留下等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从金川门攻入京师应天府，惠帝在宫中举火，皇后死，惠帝本人及其太子朱文奎则‘不知所终’，至今其下落仍是未定论的历史之谜。朱棣入京后，先捕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大批忠于惠帝的官员，后方称帝。

后人普遍对惠帝朱允炆抱持同情态度，终明一朝，朱允炆始终为百姓所念念不忘。

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洪武十七年（1384）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