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忠实可靠，而且这些“黑番鬼”“猛过白番鬼”，军饷也低于白人。而且黑人擅长铸造和操作火铳，为郑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部分武器保障。《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就载:

"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连长叫马托斯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他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这些黑人为郑氏家族事业的发展和巩固贡献不少。他们十分忠心，捍卫自己的主人，为主人赴汤蹈火，为主人而战，并得到中国人的良好待遇。许多时候，黑人还通过语言的方式和勇敢的行为来表达对主人的忠诚。郑芝龙对来自澳门的黑人是十分宽容的，传教士记载：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郑芝龙突然听到这巨大声响，吃了一惊，因为他事先未得到消息。得知原因后，他就下令赏众人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非常宽容、爱护，难怪那么多澳门黑奴逃出澳门前来投奔他。

随着其后郑家军队权力为郑成功掌握，这支黑人精锐部队也成了郑成功的手下。据记载；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这支黑人部队参与的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的血战；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也有黑人部队参战。其实这不是当时唯一的黑人部队，当年明清两代广东地方的官员都曾大量雇佣黑人为士兵，1637年英国的威德尔率舰队从果阿航行至澳门，他们的勘探河流情况的探测队于中途被中国舰队拦住，不让他们前行，明朝舰队上的通事就是一些从澳门逃出去的黑奴。中方官员通过通事规劝这支队伍返回。最终这支英国的探测队返回了澳门。《方济各会中国书简汇编》中也记载了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广东省军队的总兵”的手下，竟有200多个黑人基督徒。

至于这批黑人的最后归宿，几乎就没什么资料可查了。明代蔡汝贤长期任广东布政司参政，职掌邦交贡赐之务,因职务与地利之便，得以累积他对来华欧人的观察与记录，绘制成《东夷图像》,其中记载:"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所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也就是说确实有黑人和华人妇女结婚生子的事，但我认为这些能和华人结婚的毕竟是少数，当时中国人普遍的认为他们是“黑鬼”的。可能这批郑家的黑人雇佣军就此孤单老死在了台湾岛上。

才子，难免潇洒风流，而在于男女之事上，又多是浪漫不羁。也就是说，倘若一个才子，居然不懂得浪漫，那他多半是白当了。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的浪漫文人，多情才子，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里，都是有口皆碑一致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婚好。”无需多言，这讲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

当然，野史所记不能全信，至于唐寅是否真的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了。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他也提到了唐寅，而且还言此及彼：“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给当时的文学带来相当的变数，中国文学第一奇书《金瓶梅》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吗？

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代的经济已初显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经济的发展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城市社会转型，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对文化需求显然要比农民要多要高。用李国文在书中的话来说：“因此，一，他们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他们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当写出来的文字可以当作“商品”，当文化生产开始受制于市场时，它所带给文人的影响完全不亚于政治，甚至还强于政治。“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在《言志》中表达的正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累于礼教的宣言。

对此，我曾参照索引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找到过几个相关典故。江南名士何元朗在会见宾客时，当场脱下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为之还做长诗一首；戏曲家臧晋书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做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做诗：“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需要补充一点，在古代得了性病并不关乎道德品质，相反它还被视为风流韵事，因此，汤显祖这组诗绝无中伤好友的嫌疑。

什么时代成就什么样传统，什么作家写就什么作品，这话是一点都没错。记得先前读过一本书，名叫《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它写的也是一帮风流人物，只不过是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人物。那是20世纪初的法国巴黎，在那儿，俨然已成为了世界艺术先锋首都。像毕加索、马蒂斯、特立斯坦.查拉、安德烈.布拉东、马克思.雅各布、莫迪利阿尼……他们往往装扮奇异，举止怪诞，性格孤僻，还时常酗酒、嫖妓、群殴、吸毒、甚至偷盗。生活上放荡不羁的他们最终在“慷慨大度”的巴黎留了下来，当然，他们也留给了巴黎灿烂的艺术文化。

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给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有人说明朝政治禁锢，帝王刻薄寡恩，宦官势大、密探多，是个黑暗的时期。但明史专家毛佩琦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新闻午报》刊文做出解读，以下为原文：

都说明王朝有三大特色：宦官势大、密探繁多、官员结党。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占据了评价明朝历史的主流地位，导致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始终笼罩在灰色的迷雾当中。日前，明史专家毛佩琦在《百家讲坛》破解“明十七帝谜案”，以史实证明，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

毛佩琦说，长期以来，明朝的历史被大大地误读了。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政治禁锢，文化“酱缸”。而毛佩琦却认为，认识明朝必须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历史原点，“只有还原明朝的本来面目，才能给出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毛佩琦指出，明朝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昌盛时期，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明朝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时代，必定是盛世。戏曲舞台上至今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法门寺》、《游龙戏凤》、《大红袍》、《打严嵩》、《海瑞罢官》、《桃花扇》等等，演绎的都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经济作为支持，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是难以维系的，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

多数人心目中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皇帝。朱元璋生性猜疑，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大兴冤狱，诛杀功臣，对官民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内廷宦官易于控制政权，导致宦官专权，民乱纷起。但是，毛佩琦却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够延续277年，朱元璋则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