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蔚州人，明朝初年宦官。本为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后为教官，中举人，传闻又自阉入宫，善察人意，受明宣宗喜爱，被授为东宫局郎，服侍太子朱祁镇被称为王伴伴。英宗即位，升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他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英宗以重典治国，但因英宗祖母张太皇太后及阁臣“三杨”等齐心辅政，故而不能干预政事。张太皇太后死，“三杨”亦相继老死，王振于是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专权八年，被英宗称为‘先生’，公卿大臣称之为‘翁父’，争相攀附。

瓦剌大举入侵，王振力劝英宗亲征，途中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兵追至，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杀死。英宗复辟后，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在京师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亡灵。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英宗即位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

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但是，王振的道路刚开始也并未一帆风顺，明宣宗驾崩前，为朱祁镇钦点了五位顾命大臣，他们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濙，继位时朱祁镇只有九岁，还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氏是一个贤明有德的人，她虽然秉政，但把一切国家事务都交给内阁大臣们处理，自己绝不过问。张氏见王振有逐渐干预朝政的野心，为防止宦官专政而亡国的前朝历史悲剧重演，她决定给王振来个下马威，以打消他的野心和年头。

一天，张氏让宫女穿上戎装，佩上刀剑，守卫在便殿，然后将五位顾命大臣召来，嘱咐他们好好辅佐幼主，又嘱咐小皇帝国事要和五位大臣商量。过了一会儿，张氏宣王振上殿觐见，王振一看指妻子和五位大臣都在，以为张氏要对自己委以重任，心理正暗暗得意，谁知张氏一改刚才的和颜悦色，厉声喝令他跪下，斥责他办事不懂规矩，要赐死他。王振还没反应过来，脖子上就冷冰冰的架上了刀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上直喊饶命，浑身哆嗦，朱祁镇和五位大臣也吓了一惊，急忙跪在地上请求张氏免王振一死。

见此情形，张氏只好作罢，只是用极具威慑力的口吻，告诫王振皇帝年幼，像他这样的宦官自古以来就容易祸害国家，今天看在皇帝和大臣的面子上，姑且饶你不死，但以后决不许敢于朝政，如有违规，立即斩首，王振听了，急忙磕头谢恩，连滚带爬的出去了。有了这次教训，王振已经被吓破了胆，便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安分老实的当了七年司礼太监。

后来，张氏病死，大明王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力的一个人，王振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被消除了，五位顾命大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继任的几位内阁大臣，又因资历浅缺少威望，朝廷的权力正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于是王振独揽大权的时机成熟了，凭借着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王振轻而易举的掌握了大明王朝的政权。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祐，最会阿谀逢迎，王振问王祐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祐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王振的嚣张程度，在大明宫门口，矗立着一座三尺高的铁碑，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摆设，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立的，上面刻着“内臣不得敢于政事”八个大字，专横的王振私自让人把这碑捣毁了。第二天朝堂之上，竟没有一个人敢指责王振的罪行，可见王振的地位之高。王振控制了锦衣卫，一时间权倾四海，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由于英宗终日不理朝政，使得王振更加肆无忌惮，王振专权后，终于招致了蒙古瓦刺部的进犯。瓦刺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藉口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对蒙古的赏金和马价。此举激怒了瓦刺首领也先，也先率领瓦刺骑兵进攻中原，首犯大同，边境告急，由于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本不应仓促应战，但王振为在朝廷扬威，竭力怂恿快速出兵，并要求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有充分准备，要求皇帝不能亲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认为，只要兵多将广，就一定能打胜仗，英宗平时一贯对王振言听计从，禁不起王振的蛊惑，于是不顾大臣的劝谏，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匆匆出发。

这次出兵，由于缺乏必要准备，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乱指挥，战争一开始，部队就一溃千里，未战先败。王振意识到情况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带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于是几十万大军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后来王振怕兵马损害家乡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这样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刺的追兵赶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利军假议和之计，被瓦刺军包围，明军大乱，损失惨重，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气愤地说;“我为天下诛此奸贼!”说完，将王振乱锤击毙。眼看明军大败，脱逃无望，英宗便跳下马来，盘腿静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臣震惊，悲痛不已，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兵部侍郎于谦向朱祁钰跪求，清除王振党羽，诛其家族，此时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诛杀王振党羽，朱祁钰立即下令处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余党。之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朝野内外听到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闷气。同党也相继被处死，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后来重新登基的英宗皇帝，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其精神不死，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对它也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