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计划中上海将是新的天津，到时候钱自然就来了。可是上海那头的进展却并不是很顺利。在北方，天津的区位优势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才造成了天津港独一无二的地位。可是在南直隶、江浙、福建等省，向上海这样的有的是，单是现有的宁波市舶司和泉州市舶司就都是可以搞海贸的，人家凭什么非要去你上海搞呢

天津的那一番举措在北方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可是到了江南，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是竞争力了。之所以这样，就得从这海贸走私的根上来分说了。

要说海贸走私，绝对绕不开闽浙海商走私集团，因为他们崛起的历史就是海贸走私的历史。而以孙、刘、李、郑四家为首的闽浙海商走私集团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势力是有原因的。

其一，闽浙海商走私集团自宣德年间起便掌握着大明最好的船工，郑和下西洋所造的大船基本便出自他们之手，这可都是看家的手艺，一辈传一辈，绝无外传，由此他们便牢牢的掌握着大明大型舰船的生产建造，任谁想要造大船都是绕不开他们的。

其二，便是这伙人是最早与大明皇室藩王勾结在一起走私的，而后才是勋贵集团、官绅集团加入进来的，相较于其他跑海的团伙而言，他们起步最早、起点又高的吓人，自然就占据了十分明显的优势。

其三，闽地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在这片土地上根本无法单靠农耕来养活庞大的人口，老百姓为了活命，只得向大海讨饭吃，由此闽浙两地跑海的人尤其的多，根本就不必为海员、船员而发愁，而且大伙穷的就剩下一条活不起的命了，自然也就没有像其他地域对大海的恐惧了。

以上三点也就造成了闽浙海商走私集团的繁荣和强大。

可自嘉靖朝始，这跑海的买卖就不好干了。

先是其他各方势力的挑战，就应了那句话“总有刁民想害朕”，海贸的利润是巨大的，一船货出海，兹要是回的来，就能带回整整一船的金银，如此巨大的利润，别说是杀头抄家了，就算是丧尽天良都有人愿意干，最先想要分一杯羹的就是官绅了。

自隋以来，科举取士，寒门出贵子不再是神话，可是要彻底改变家族的命运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所谓的官宦世家。而想要玩海贸，你如果不是世家，是连花钱充vip的资格都没有的。所以在嘉靖朝以前，能够玩海贸的只有闽浙船工余脉、皇室宗亲、勋贵及部分根深蒂固的官宦世家。

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而且是结构性的大问题。土木堡之后，勋贵几近被团灭，剩下的也在朝堂上逐渐的失去了话语权、被边缘化，文官权柄一日胜过一日。人家文官现在有权了，随时随地可以卡死你，你也别管人家能当权几天，反正在位一天就能让你难受一天，如此这个会员制俱乐部的成员不得不也给这些文官们分一杯羹，于是便出现了临时vip这么个玩意儿。即你当权，你就有资格玩；你下台了，不好意思，麻烦您把会员让出来。由此闽浙海商走私集团内就出现了一伙文官势力，而这伙人从来都不固定，根据朝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伙人也是有限制的，至少得是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或者是部堂以上的朝廷高官。

按理说这结构性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吧，其实不然。闽浙海商走私集团本质上是带有十分强烈的排他性的垄断集团，然而对于庞大的大明海贸市场来说，这个集团根本就不能做到全面的掌握、也属实做不到绝对的垄断，他们能够依仗的也就是造大船的技术能力和以皇室、勋贵、官宦为支撑的排他性的权利限制。

可话说回来，大船没有，小船也是能出海的；当官的不让出海，那当官的还不让贩私盐呢，不照样有人干，而且海贸的利润可不比煮盐的利润小。技术从来就不能做到绝对的垄断、权利也从来都有触及不到的地方。有了这个前提，那么在大明海贸这个广大的市场内，除了闽浙海商走私集团以外，就很难想象没有其他的势力存在了。

在山东就有以鲁王为首的登莱走私集团、在广东就有以潮州府为代表的潮州帮、在南直隶还有以徽商为核心的淮扬船帮，这些商帮的性质多多少少都是与闽浙海商走私集团一样的，有官方背景、有权利支持，做事是有规矩而言的，相互之间虽有斗争，那也是商业上的手段，相互间合作往往是常态，反正市场那么大，一家两家根本就吞不下，还不如大伙一块吃，相互还能有个照应。

可是，还有一伙人就不那么好说话了，那便是沿海的底层民众，这些人才是最需要海贸以维持生计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私犯。其中汪直、李旦、郑芝龙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出身低、除了一条烂命啥也没有，只得拿命拼，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官府威仪，活都活不下去了，谁还在乎你是县太爷还是指挥使，你们差役手里拿的水火棍是什么木头做的，能吃不

这些人一无本钱、二无照应、三无护持，要想活命，只得出海当海盗。

当海盗是有风险的，实实在在得需要真刀真枪的以命搏杀，命好的活下来，自然就可以步步高升，逐渐有了自己的船、自己的船队，变身成为大海盗。

有船、有刀、有人、还有钱，那么何必非要去拼命呢咱们要不也做点副业，也跨个界，玩海贸吧！嗯这个海贸好像比当海盗还挣钱，而且风险小得多，要不咱们彻底改行吧！

于是在大明海贸市场中，有股新的势力产生了，而且这股势力完全独立自主，除了老天爷谁的脸色都不用看，而且别人还得看他们的脸色，想要平平安安不仅的拜妈祖，还得给他们交保护费。

可是啊，有些人就是学不乖，非就不信邪，明知水深，可偏偏要试试水，嘉靖皇帝就是这种人，这个大手大脚、不知量入为出、还抠门的要死、心胸狭窄到无以复加的“皇三代”就是想吃独食，结果搞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苛到无以复加的海禁政策。

然而，这个海禁政策却好巧不巧的赶上倭国战国结束、国家统一，好多职业打手不得不面临再就业的问题，于是原本已经被郑和整的卑服的、只能小打小闹的“海盗们”，在某些不满海禁政策的一些势力例如闽浙海商走私集团、鲁王登莱船队、潮州帮、淮扬船帮等的“有私”支持下，搞出了祸乱东南沿海数省、整整持续十年之久的“嘉靖大倭乱”，等到隆庆爷登基后，在多方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开海。

这场血与火的斗争最终确立了以李旦为首的原海盗势力参与大明海贸的资格，当然了其中的利益分配和一些操作流程也在各方势力妥协下有效的规范起来。而这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你争我夺，也就使得原本在大明海贸中一家独大的闽浙海商走私集团，彻底失去了完全主导的地位，虽还是能占有半壁江山，但也不是当初那个唯我独尊、不容挑衅的霸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朱由梼的东方公司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天津开埠，强行参与到大明海贸中时，闽浙海商走私集团并没有一上来就打压的根本原因。

历史讲完了，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闽浙一带，搞海贸的可以分成这么几拨人。

首先一拨是皇室、勋贵、文武官员等官面上的人，我们称这拨人为大鳄，占据了江南海贸总额的三成上下。这一拨搞海贸都是以宁波、泉州市舶司为基，搞的都是大宗的交易，主要做的是丝绸和瓷器等暴利买卖，船大人多，还有朝廷水师护持着，他们从根上讲就不需要上海，有宁波、泉州就够了。

第二拨就是以孙、刘、郑、李四家为首的闽浙海商走私集团和规模实在有限、但也有一席之地的淮扬船帮，他们占据了江南海贸总额的五成多，这拨人有造船技术作为依仗、在地方上也有势力，在官面上也有支持，而且家家都有私港，根本就用不着去上海，人家不交税也照样能半公开的搞海贸，何苦非要去受你东方公司的盘剥呢！

最后一拨人是以李旦为代表的，没有官面背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亦盗亦商的准海盗集团，你指望他们给你缴税，现打过再说！

这算来算去，江南地区搞海贸的各个都根本不需要上海，由此，原本以和平手段执行下来的天津模式在上海就水土不服了，那还费什么话呀！开打呗！

形势把朱由梼给逼到了不得不决策的地步了，可是该怎么打却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以上的分析还忽略了另一波人。